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的说明——2023年7月2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的说明。一、适时修改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是国家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保障性地位,对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形成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以来,我国主要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作出修改完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2023年12月29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2月25日下午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12月25日晚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

非法经营罪与危险作业罪辨析——《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无证经营成品油的定性影响

《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1年正式实施,其中将危险品作业罪纳入法律范畴中,对危险品的生产、作业、运营、储存等行为作出了明确规范。在此之前,无证经营危险化学品且符合情节严重情形的,依法追究其非法经营罪。在行为规制中,两种罪名的差异,势必造成危险作业罪对非法经营罪的强烈冲击与挑战。新罪的适用也会给广受“口袋罪”诟病的非法经营罪带来一次理性限缩。

《刑法修正案(十一)》催收非法债务罪法益探析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难以单纯用一个要素,如财产权、人身权、社会秩序等充分概括,因而是多元的。通过对本罪犯罪对象、行为方式的考察,以及对本罪的刑法体系定位和立法目的分析,综合法益说应当得到认可。在此基础上,催收非法债务罪法益总体可被分为权利法益和秩序法益两部分。本罪权利法益侧重于对人身权的维护,而非债务人财产权。权利法益除了自身价值,还具有表征秩序法益的功能。本罪秩序法益包括了特定范围的社会公共秩序与借贷金融秩序。其中,前者主要是从本罪行为方式、刑法体系定位考量的推论;后者是从本罪犯罪对象设定的推导,以及刑事立法目的分析的结果。

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立法更新与理性形塑--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展现了积极保护商标权的立法取向,使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结构呈现既严且厉的变化。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坚持平等保护服务商标和商品商标原则及扩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处罚范围,其非理性主要展现在未彻底贯彻平等保护服务商标和商品商标原则,且对商标侵权行为犯罪化的理性发展预期不足,遗漏了诸多值得刑法处罚的商标侵权行为类型,而删除拘役刑不符合消极责任主义。合理以刑法处罚侵犯商标权行为的前提是妥当界定我国商标法上的商标侵权行为。尚未被犯罪化的商标侵权行为主要包括商标混淆行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服务行为、销售构成商标混淆的商品或服务行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及驰名商标淡化行为。在平等保护观的指引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服务行为具有犯罪化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在刑法扩张保护商标权的时代背景下,应认真对待上述尚未被犯罪化的商标侵权行为的犯罪化问题。其他尚未被犯罪化的商标侵权行为均属商标法明文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且均在实质上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合法利益,而非刑事法规制显然无法满足法益保护的需要,由刑法进行保护反而遵守了法益保护原则,不违反刑法谦抑主义。

危害公共卫生罪规制范围的检视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中心

危害公共卫生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的生命健康,而不是公共卫生管理秩序(制度),明确其保护法益是进行刑法规制的前提。《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扩大该罪的传染病范围,增设行为类型,但是对其构成要件缺乏类型性描述;新增基因科技犯罪,其中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规制范围符合刑法的补充性原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构成要件缺乏类型性,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样容易形成处罚漏洞。对危害公共卫生罪规制范围的完善路径:一是采取例示法,实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罪状的类型性描述;二是合理设置基因科技犯罪的刑法规制边界,权衡好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之间的关系。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修订进路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既涉及权力对权利的保护及其范围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界度问题,其立法模式、立法科学性及相关具体内容等成为热议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阶段而言,以修正案的形式保持统一的立法模式应为首选;国外多元立法模式的有效经验可以借鉴但不是必须采用,行政犯的增加不能成为采用多元刑法立法模式的充足理由。立法科学性体现为刑法之外与刑法之内两个维度,前者强调刑法立法要充分考虑其他法律规范的变动与修订,处理好一次立法与二次立法的关系,后者强调新增或修订罪名应当充分考虑与原有类罪、个罪的体系关系、逻辑关系,避免失衡或产生新的立法冲突。对高空抛物、扰乱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与非法讨债行为的入罪应谨持刑法谦抑理念,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张弛有度。

高空抛物的刑法定位——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一条的理解和改进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为刑法第114条增加的高空抛物可否被理解为独立罪名?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草案》设置高空抛物的合理性。由于高空抛物是"其他危险方法"的一种类型,将其单独成罪必然导致条款内容及罪名之间的冲突,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的立法逻辑。要在《草案》提出的立法框架基础上完善高空抛物的规定,将其理解为量刑情节而非独立罪名是相对合理的选择。据此,笔者提出供立法机关参考的三个修改方案。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刑事政策审读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7月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已经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民众意见,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精神,对于刑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对《草案》中体现出来的刑事立法政策进行审读。笔者认为,此次刑法修正案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刑法立法的立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把握犯罪产生、发展的规律;坚持积极预防的刑法观;牢牢把握刑法立法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体系统一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审时度势、因时而变的策略原则。此外,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职务犯罪立法的再检讨与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职务犯罪的修改评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职务犯罪的修改表现在:修改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贿犯罪,加大对非公企业的保护力度;修改中介组织人员受贿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增设药品监管渎职犯罪,细化食品药品渎职犯罪情形。现行《草案》存在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模式修改不彻底、挪用资金罪特别从宽情节设置不合理、食品药品监督渎职犯罪构成要件过于具体等问题。在征求修改意见过程中,立法机关应当认真倾听民众呼声,充分吸纳民意,使最终出台的修正案更具正当性、严密性、协调性和科学性。

我国当前刑事立法理念与技术评析——《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由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和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理论研讨会,以"刑法修正中的基本理论探讨"和"草案中的具体个罪研究"划分议题,深入探讨了刑法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刑法修正中的司法因素、轻罪立法的体系性等刑事立法理论,同时聚焦于高空抛物行为、妨害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行为、非法基因编辑行为和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等具体刑事立法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对草案的完善提出了修改建议。

高空抛物罪中“情节严重”的教义学展开——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三条为中心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作为入罪条件的“情节严重”表明了法益侵害程度,属于客观方面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因此,在高空抛物罪中,一方面由于其中“情节”的客观属性,因此只有客观上能够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才能作为认定“情节严重”的质料;另一方面,由于“严重”表征着规范性的含义,因此行为人需要对相关的“情节”具有认识,同时对情节属于“严重”具有社会意义的认识。由于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成员在建筑物或其他高空下安全、稳定地开展社会生活的秩序,因而,根据“情节严重”的一般法理以及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认定“情节严重”需要考量抛掷物品、抛物场所与危害后果等情节。至于反映责任程度的情节,反映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的情节以及规范目的之外的情节应被排除出认定“情节严重”的考量视野。

完善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刑法立法——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有关条款的意见

法律应对国企、民企同等对待和平等保护,各个层面已经达成共识,全国人大常委会2023年7月公布了《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还可进一步完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应扩展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附条件地适用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刑法》有规定而“草案”未涉及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在修法时应对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对待。民营企业自身要具备被刑法保护的法益,因此应当规范内部治理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企业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修正逻辑与司法适用路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对企业产权进行法律保护,刑法须有所作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有关企业产权保护的规定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对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保护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进一步关注,对企业犯罪所涉高频罪名的刑法条款加以修正。此次修正案所反映的立法逻辑为:民营企业产权刑法上的平等保护是财产权范围内的等同保护,而不是身份地位意义上的无差别对待;刑事立法对民营企业产权的平等保护需要借助司法适用加以配合,还需要做好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协调与衔接。对企业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需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针对刑事立法中涉产权保护的扩张表现践行限缩适用的路径,以合法的出罪路径弥补立法上平等保护的不足,并在司法政策中进一步贯彻平等保护原则,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根本保障。

环境刑事立法的理念更新与罪状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背景

回顾环境刑法的立法演进,可以发现环境刑事立法从无到有、从概括到明确,规范逐渐精细化,相对比较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罪名的增设和修订具有阻塞处罚漏洞、贯彻罪刑法定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重惩罚、轻预防,一刀切式的旧时理念。在罪状方面表现为罪名体系狭窄、针对性不强,空白罪状参照规范不统一等问题。应当及时转变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理念,在整体保护理念下,坚持预防性立法目标,多措并举治理环境犯罪,鉴于环境犯罪中空白罪状较多的情形,应当统一空白罪状参照的规范表述,发挥参照规范的指引功能,正确理解适用空白罪状中的参照规范,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自洗钱入罪的教义学解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入罪是刑法理论的当然要求,更是打击洗钱犯罪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国际反洗钱工作的发展趋势。自洗钱入罪以后,应以洗钱罪的保护法益--金融管理秩序为指导,对洗钱罪的不法要件与责任要件予以解析。其中不法要件主要在于明确实行行为和行为对象的内涵,责任要件主要在于明确删除“明知”后洗钱罪仍应以“明知”为要件,而“为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不是自洗钱的目的要素。自洗钱入罪后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亟需解决,如自洗钱的罪数关系、洗钱罪与传统赃物犯罪的关系以及共犯认定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仍应以保护法益为根本依据,从教义学的立场出发,结合传统理论的共性和洗钱罪的特性予以解决。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增设法定刑幅度的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增设了一档法定刑幅度和四个适用情形,是在现实背景、立法背景、司法背景等多方面的背景原因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合理的修改。分析修改前的实例发现,污染环境罪的量刑对于恶性污染环境行为偏轻,进一步明确了本次增设法定刑幅度的正当性。通过检索,修改后的法定刑幅度还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但之前量刑偏轻的司法实例在如修改后出现,将适用适用情形的法定刑幅度,体现了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从严从重的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增设的法定刑幅度对惩治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恶性污染环境的情形提供了立法依据,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金融犯罪立法“重刑化”问题研究及应对策略——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切入口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高空抛物、妨害安全驾驶等行为的入刑标志着“轻罪立法”时代已然到来,轻微罪已成为我国刑事领域最主要的治理对象。基于对于人权的重视和保障,未来轻罪立法仍然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但是,金融犯罪立法的修订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却呈“逆行”态势倾向于重刑化趋势发展。本文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提高了部分金融犯罪最高法定刑标准;二取消了罚金限制范围,设定了无限罚金刑;三部分经济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四证券罪名适用范围不当扩张。一直以来,我国以“抑制”模式管控金融市场,对金融犯罪施以重刑罚就是其具体化表现,此举不仅违背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甚至会抑制相关企业改革创新的步伐。所以本文就以此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剖释及适用审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通过特定罪行、特别条件和特殊程序审慎将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至12周岁,在回应了国情民意的基础上,体现了制度映射下刑法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动应对,为刑事责任年龄增加了弹性色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新刑事责任年龄之具体适用仍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审思实体要件的适用,应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解释为具体犯罪行为,删除“情节恶劣”或对其作强调理解,从痛苦性、特殊性、反复性三种角度把握“特别残忍手段”之认定,同时防止“重伤严重残疾”认定在实然层面的逻辑架空。审思程序要件的适用,应明确新核准权的权力性质和作用,警惕核准权对审判权的僭越,制定具体程序,做好司法衔接,使公正与效率得到更好兼顾。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为我国刑法立法教义学的发达提供了新的场域和动能。本次修改合理遵从了刑事立法日益活跃的趋势,专注刑法分则的"大修",以期迈进更理性与正当的立法活性化时代;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构建刑事治理的有组织反应效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充分统筹实现当代刑法保障功能;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刑法立法价值回归,及时回应好六类社会重大议题,竭力形塑"以人民为中心"引领立法及时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赋能模式;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原则,孕育轻罪立法的扩容、预防性刑法理念的积极实践、法定犯的立法增量等动向,彰显新时代立法有效性的多元取向。这注定了本次修法恰逢其时。以此为契机,应加强理论指导立法的自循环路径养成,始终抓好立法质量的"牛鼻子",注重立法技术的进一步凝练,走向更加现代化的刑法立法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