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二)》下行贿犯罪的均衡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实现与受贿犯罪惩处的实质均衡,并增强行贿犯罪处罚条款的积极预防功能。这体现的是对行贿犯罪的预防性严惩,而非单纯对其进行严厉惩治。司法应遵循该修法精神指引,确保罪名适用的稳健性。为实现修正案关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性目标,需要将预防性严惩的修法精神与宽严相济、从严治吏等一贯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将“入罪认定总体稳健,量刑评价适度从严”作为新法适用方向。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为职务行为的自主决策权,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取决于侵害该法益的具体形式,而非“受贿行贿同等罚”。新增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仅为量刑情节,应根据从重处罚的实质依据对各个情节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以确保司法适用的精确性与均衡性。

《刑法修正案(十二)》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及其适用

行贿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也是这一过程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订集中于刑罚层面,说明刑事立法并不以单纯的犯罪圈扩张为己任,刑罚完善与犯罪治理具有密切关联。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有助于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格局,尽力修复刑罚需求的体系协调性,注重情节对刑罚的调节功能。《刑法修正案(十二)》明确列举的从重情节提供了量刑裁决的合法性依据,但是也为规范适用留下了诸多困惑,需要立足立法规定及其刑事法治原则进行教义展开,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精准实现,防范泛化蔓延或者随意适用带来的刑罚失衡问题。

行贿罪修正的脉络与司法应对——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刑法修正案(十二)》是在贯彻落实这一战略部署的背景下出台的,其主要变化就是对行贿罪进行了修改。我国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制,在经历了“严刑与宽宥融合”和“绝对轻刑主义”的探索后,通过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1997年《刑法》,确立了“相对从严、特殊宽宥与体系全面”相结合且较为成熟的规制模式。《刑法修正案(十二)》正是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对行贿罪的刑罚进行了微调,其对行贿罪的修改,并不意味着要对行贿人采取绝对重刑主义。因此,对大部分行贿人采取定罪免刑和适用缓刑来替代酌定不起诉,宜作为司法实践应对修正后行贿罪的主要方式。对于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可以结合1999年《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和2021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进行比较解读,以准确把握此次刑法修正对行贿罪相对从严的立场。

实质平等保护视角下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文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纳入《刑法》第165条、第166条、第169条规制范围,进一步加强了民营企业产权平等保护。对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应在形式平等之下,关注不同所有制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背信犯罪的本质区别,实行差异化保护。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应在与国有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区分的基础之上,结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与理论进行。具体而言,事实董事能够被解释为“董事”;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实施相关背信犯罪的认定则需视具体情形而定;一人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亦能被“其他公司、企业”所涵摄。对于行为的结果,应对是否造成“重大损失”进行实质判断,避免以义务违反替代财产损失;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认定则属于违法性判断问题,相关背信行为取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的,原则上不构成相应背信犯罪,但特殊情况下(表决权滥用等)也可能构成犯罪。

《刑法修正案 (十二)》修正内容之规范解读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内容主要涉及贿赂犯罪和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两个方面。相关背信犯罪的犯罪主体由公领域(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向私领域(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延伸。对于相同或者相似的背信行为,我们不能仅因为受损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对相关行为作刑法上的区别对待。《刑法修正案(十二)》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背信犯罪中对不同犯罪主体实施相同背信行为的规制体现了横向对称立法方式。《刑法修正案(十二)》调整单位受贿罪等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体现了纵向对称立法方式。修正条文增加的全新罪状不能溯及既往,调整个罪法定刑等内容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溯及既往。“司法消极”根本无法消除“立法积极”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同时,应当在修正刑法条文时继续反思非对称性立法等问题。

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治理之优化--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

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是国家整体腐败治理举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内容的修改是优化民营企业腐败治理的重要立法措施。民营企业的刑法平等保护精神在《刑法修正案(十二)》中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明显的落实。当然,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治理任重而道远。

犯罪预防、被害人保护与犯罪追诉权配置——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十二)》引发了有关亲告罪设置范围的讨论。当前支撑国家追诉原则的“公共利益”,在法益侵害的框架下理解,混入了不具有法益资格的宏大概念,且犯罪与法益之间的事实关联常被替换为被害人的主观联想;在犯罪预防的意义上理解,则会导致过度主观化、情绪化。犯罪追诉权的配置是一个权衡问题,如果犯罪仅侵犯个人法益,追诉犯罪可能反噬被害人的利益,且预防犯罪的利益并非明显优于被害人因犯罪追诉而被侵蚀的利益,就应当将犯罪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人。立法未将民营企业内部犯罪规定为亲告罪,但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相关规定作合目的性改造,将其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企业。

我国背信犯罪的教义学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起点

背信犯罪的目的型法益是财产,手段型法益是信任,其中“信任”法益居于从属地位。背信犯罪的主体是为他人处理事务者,这里的“事务”应具有财产性和“他人性”,“利他性”不等于“他人性”。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特征是“干自己的事,使单位受损”,因此不是背信犯罪。背信犯罪的事务应具有裁量性,不包括纯粹机械性劳务。德国将背信罪分为“滥用权限型”与“违背信任型”,将越权代理归入后者。然而,罪名的行为类型应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且滥用代理权与超越代理权在财产损失的认定上没有区别。背信犯罪的行为类型应划分为不当代理行为和非代理行为,前者涉及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后者仅涉及内部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一项罪名要么是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要么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这种看法过于绝对。盗窃罪、诈骗罪及背信犯罪均存在针对个别财产的情形和针对整体财产的情形。在三方给付的场合认定整体财产损失,应以全部给付(担保人给付)时为时间标准。

刑事诉讼中侦查权之滥用及其规制——以刑诉法第二修正案为切入点

2012的刑诉法第二修正案对强制措施部分作了7个方面的修改,对侦查措施部分作了11个方面的修改,对证据、强制措施和侦查三部分的修改占本次修改的48%。侦查权相关内容比重较大,但侦查权并未明显扩充反而被适当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权并不全面。侦查权力存在滥用的情况与侦查权力的大小并无直接的关系,更不存在同步增长的问题。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权而言,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规范下的授权问题。

论特殊侦查制度的立法构建——以完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出发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是由于草案设计关于"技术侦查"的条文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对某些实质性问题并未进行改动与变革,显示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的法治化,甚至有可能会为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提供保护。在分析条文内容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并认为,提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方案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

从超期羁押看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建立——兼评刑诉法第二修正案相关规定及完善

超期羁押这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顽疾,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现代化、人权保护意识高涨的今天已无立足之地,而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无科学、合理的未决羁押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决羁押的零星规定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完善的未决羁押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谋求发展——《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关于鉴定结论等问题的新变化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于2012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其中对鉴定结论作了科学定位,对鉴定人出庭作证及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作出了有别于普通证人的明确规定。这是由鉴定证据的特殊性和鉴定人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这对司法鉴定机构及从业人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谋求发展。

行贿罪从重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解读

为响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败政策方针,理论上出现了“行贿与受贿并重”的惩治主张,与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立场存在激烈争论。行贿与受贿尽管具有对合性,但各自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是独立的,政策上强调要加大惩处力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全面依照受贿罪的处罚作为参考坐标轴进行调整,行贿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有其需要独立判断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处罚规定的三处修改,贯彻和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其中,新增设的七种从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面临多种复杂情形,为了减少实务上的争议,必须准确把握立法修改的精神,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解释与适用。充分运用本次立法修改为分层次处罚建构的“弹性”空间,推动行贿罪的量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要义和司法表达

追求平等是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规范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区别对待的体系性机制和规则。当前,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平等保护出现了偏差的一面,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有失对等的严厉度,有损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贯彻质效。《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切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实质上无差别地供给了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规范保护,又整体地提高了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统合了立法平等的确立与司法平等的实现。刑法中的平等既相对、又相当,并容允差异化与个别特定化。《刑法修正案(十二)》很好地秉持了立法对称与对等的相对性。在实施阶段,仍需回溯立法原意,尊重司法能动性,优化解释立场,凝练司法规则。

近年来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评析——从“两个证据规定”到“刑诉法修正案”

在复杂而多元的中国法律体系中,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及时出台,不仅引入了证据裁判、程序法定等一系列现代证据法原则,而且确立了质证审查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刑事证据法的人权保障水平和科学性。当然,当前刑事证据法规范也存在规则冲突和细致性不足等缺陷。成效与局限并存与"试错逻辑"和"博弈逻辑"并存有较大的关系,试错逻辑使得一部分改革举措更具有实务可操作性,但博弈逻辑也使得证据规则的制定与落实存在隐忧。

《刑诉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应明确定位刑事鉴定是强制侦查措施

目前我国刑事鉴定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我国的刑事鉴定结论有名不副实之嫌,二是威权工作模式对刑事技术工作中立性有重要影响,三是公安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不受任何限制,四是检法机关对公安刑事技术结论更多的是一种工作审查,五是犯罪嫌疑人对于刑事专业问题缺乏有效的专家帮助权。对此有改革与完善两种思路,其中保留我国刑事技术运用的侦查措施定位的思路具有可行性。鉴于此,刑诉法修正案应明确定位我国刑事鉴定是强制侦查措施。

《刑法修正案(十二)》中缓刑的规范适用——以新修行贿受贿类罪名为视角

缓刑适用问题一直是刑罚论关注的重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适用缓刑会带来非刑罚的执行效果,而缓刑适用得当是司法公正追求的重要目标。为了防止缓刑适用泛化带来的刑罚不公,《刑法》专门规定“轻罪”是缓刑适用的前提。但是,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广,外加《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受贿类罪名法定刑设置的修改,缓刑在行贿受贿类等传统“重罪”范畴中的适用成为可能。探究缓刑的规范适用问题,可以从缓刑在行贿受贿类犯罪中适用的可能性入手,考虑不同情形下缓刑的具体适用规则与适用变化及缓刑在此类罪名中适用的必要性与限度,在将责任刑作为缓刑适用中心规则的基础上,对法定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限制适用缓刑;同时,结合行贿受贿类犯罪的特征与《刑法》第72条缓刑的适用条件及《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受贿类罪名调整的特点,通过设置行贿受贿类犯罪缓刑适用量表来进一步细化缓刑适用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更加详细的缓刑适用标准,建立行贿受贿类犯罪缓刑适用的规范评价体系。

党章与政党文化的建构——以二十大党章修正案为中心的考察

党章规定了党的根本宗旨、基本纲领、组织原则和纪律规范等方面的内容,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章经历了多次修改,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党章是研究和考察政党文化极其重要的文本。二十大党章修正案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美好蓝图,致力于建构与时俱进、自我革命、奋发进取的政党文化。全体党员应共同努力,学好、用好、落实好二十大党章修正案,构建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政党文化,这是实现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在政党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的关键路径。

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的生成逻辑、重点内容与实践要求

党的二十大遵循党的政治惯例,根据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对党章进行了适当修改,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从加强党的建设的维度来看,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的修改和完善涉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现了党章的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精神是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精神,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修改与行贿罪的量刑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对“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作出立法回应。新增的从重处罚条款是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值得商榷。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谨慎把握从重幅度并对部分从重情节作出适当的限缩解释。行贿罪特别从宽规定不是特别自首制度或特别坦白制度。在适用从重处罚条款和特别从宽条款时,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注意避免重复评价和评价不足。从重处罚条款所列举的情节不可以同时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和从重处罚情节。当行贿案件中存在多个从重情节或从轻情节时,裁判者应当选择重上加重、轻上加轻的量刑方式,以保证对量刑情节的充分评价。为全面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需要对不合理的执法观念进行纠正,同时引入多样性的非刑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