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与侦查工作相关内容的梳理和分析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对于公安工作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突出了人权保障的理念。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与侦查工作相关的内容有五个方面:完善了限制人身权的强制措施制度;初步建立了对物的强制处分制度;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完善了辩护制度,更加注重保障诉讼权利;完善了刑事证据制度与规则。

新《刑诉法》的实施与法制新闻报道的规范化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公布,它必将对我国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法制新闻报道带来冲击。从现在起到1997年1月1日新《刑诉法》施行,可以看作是法制新闻报道的磨合期。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避免新闻机构或新闻记者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法制新闻报道急需规范化。

论新《刑诉法》中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新《刑诉法》新增了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从宏观价值来说,该规定体现了检察机关践行法律监督权的基本职能,也是适应《刑诉法》修改的实际要求,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是践行法律监督权的基本职能,适应刑诉法修改的实际要求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首先要进行审查的启动,继之进行审查的范围和标准的确定、审查的结果的监督。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新《刑诉法》背景下辨认之法定地位探析

新《刑诉法》将辨认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但新《刑诉法》并未将辨认列为法定的侦查措施,而仅在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予以规定。这种处理使得辨认作为侦查措施的正当性和辨认笔录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成为问题。建议在下一次《刑诉法》修改时在侦查一章中增添辨认一节,从而使辨认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道路。

《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适用刍议

《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适用刍议□彭咏《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如果被害人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

新《刑诉法》实施中检察人员执法观念的转变

在新《型诉法》的实施过程中，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转变执法观念及改变传统作法。具体体现在：（1）转变案件管辖特权观念；（2）转变半封闭式办案观念；（3）转变重视查处犯罪，忽视保护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观念；（4）转变定罪免诉观念，适应国际起诉便宜主义潮流；（5）转变轻视出庭公诉职能观念。

新《刑诉法》背景下突破讯问僵局的思考

新《刑诉法》对侦查讯问进行了全面的规制,使供述的自愿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侦破案件的难度,侦查讯问僵局更容易出现。新形势下侦查讯问中形成僵局的成因更趋复杂多样,侦查讯问人员深入掌握新《刑诉法》的要求,更加注重证据、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加灵活地运用讯问策略方法,才能有效突破讯问僵局,提高侦查讯问工作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正义。

关于对《刑诉法》第九十三条在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刑诉法》第九十三条对批捕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进行了相关规定，本文结合批捕工作，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受理部门、审查方式、审查期限、审查内容和监督方式谈一下存在的问题。

公安干警谈《刑诉法》

认真学习,充分准备 《刑诉法》的修改,使公安机关在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许多方面面临深刻的变化和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收审手段的取消、案件管辖范围的扩大、律师的提前介入以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化等等,这就需要广大公安干警,特别是侦查、预审部门的干警从思想上、工作上、自身素质上,努力适应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以积极姿态迎接修改后的《刑诉法》的正式实施。

进一步完善《刑诉法》的重大举措──公安部法制司副司长郝赤勇谈《刑诉法》的修改

进一步完善《刑诉法》的重大举措──公安部法制司副司长郝赤勇谈《刑诉法》的修改本刊记者郭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经修改后已经公布，这次修改是对１９７９年公布实施的刑诉法的一次全面修改，涉及到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的各个方面。因此，公、...

法官谈《刑诉法》修改

修正后的刑诉法是我国诉讼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她是我国传统诉讼理论和世界优秀法律文化的结晶,她是体现宪法原则保障人权的一部重要法律。 列宁曾精辟地提出“诉讼形式高于一切”。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观点聚讼与辨正——对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理解与适用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作为新《刑诉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案,围绕新《刑诉法解释》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实际适用问题出现了诸多争议。对此,应当谨慎判断何为违反立法原意。允许“例外”符合法教义学对“一般”的解释,进而,应当从其他法律中去探索对“例外情形”的理解。未成年人司法是司法改革的先行者,未成年被害人具有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特殊被害内涵等特征,就《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而言,将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具有破局性的意义。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限度问题——兼议我国刑诉法修正案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确定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及适用程序等方面构建起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具体框架,但还存在案件适用范围规定不周延,对被告人权利保障规定不完善等瑕疵,给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健康运行埋下隐患。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先进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司法实际,探寻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适用的合理限度,严格规范缺席审判的适用案件范围及类型,严格规范缺席审判的适用条件,完善被告人权利保障机制,以规范该制度的适用。

论我国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决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非法证据是指有关国家官员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①非法证据在刑诉中是否被采用，作为定案根据，哪些非法证据应一律排除，哪些非法证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用，形成了各国不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

刑事诉讼证据种类法定化的理论反思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的确认,突破了原本法定的刑事诉讼证据种类范畴,这一改变不仅触发了理论界对刑事诉讼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存废与否的反思,更引人探究其背后的成因及变革进路。这一制度在“作茧自缚”的同时却也契合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因多种类细分方式与多元化区分标准而被诟病的法定化现象实则存在法律背景层面与制度层面的成因,前者主要指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后者即指证据制度功能被异化。为赋予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制度以弹性与灵活性,有必要在理论层面引入证据能力制度并利用法律解释扩张现有证据种类,最终在立法层面废除现有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