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的中国旅行--《创业史》中“有意味的内容”的缘起与重构

《创业史》中“有意味的内容”的缘起与肖洛霍夫的文学叙事有密切关系。从“题叙”的来路、素芳形象的塑造,以及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情感关系处理方面,都可看到柳青对域外文学资源的移用、修正与重构,这是“顿河故事”能在中国语境下讲述并转化为“蛤蟆滩故事”的关键所在。俄苏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应该简单地视为一种被动性的叙事鉴仿,能在“鉴仿”中辨析到中国文学“拿来”的主动性,辨析到内化过程中民族性内涵的不断彰显,才是本文论析的主要目的。

社会主义创业的书写与想象——论长篇小说《创业史》中的创业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启,工业、农业、国防等各领域展现出全新面貌。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试图改变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个体劳动形式,消除农民的小生产者思想与私有观念。这不但引起了农村原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引起了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动,使中国农民的思想与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风景的转化及其劳动化改造——以柳青《创业史》为中心的讨论

文艺实践与政治意识的互动构成柳青小说中风景不断转变的基座,风景的呈现与转变,不仅表现在作者不同语境下叙事机制转变,也意指社会政治波动内在于风景的显现。回溯柳青的创作历程,他笔下的风景暗含着某种“转化”:从早期作品《在故乡》中个人化、知识分子化的风景,到《种谷记》中高度对象化、疏离乡村的风景,再到《创业史》第一部中主观抒情化及显露作家主体意识的风景,直到《创业史》第二部将“党”作为个体改造“异己”风景与解决矛盾的重要媒介,柳青始终在一个不断变动着的政治语境中把握文学创作。对比赵树理的“无风景”与周立波的“他者”化、政治先行的风景,柳青将劳动纳入集体政治实践中,以重构农村社会伦理与保障农民物质“创业”的方式,呈现集体劳动的社会主义新世界中的新风景。通过风景这一装置,小说折射出公有与私有,个人与集体等多元宏大的命题,柳青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主义内涵的建构,为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建构提供经验与可能。

重勘《创业史》女性书写的叙事悖谬

柳青在《创业史》中对三位主要女性人物徐改霞、梁秀兰和赵素芳的塑造,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日常生活经验与时代书写要求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显现出诸多叙事悖论。徐改霞的“美貌”在小说构设的意义世界中不被看重,却在小说叙事意图的呈现上扮演重要功能;梁秀兰的包办婚姻在小说中被塑造为一种正向的模范爱情,却与反封建及妇女解放的时代要求构成潜在冲突;赵素芳对富农姚士杰的屈从及相关文本的修改,暗含小说人物发展的自主性与时代要求的叙事规定性之间的悖离。细察这些文本内容的断裂之处,不仅能够透视作家创作意图与生活经验的矛盾,并对小说试图弥合这些矛盾的艺术处理加以把握,以探讨柳青“为何写”以及“怎样写”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从这些叙事缝隙所呈露的形式政治中,窥见彼时彼刻的时代情感与妇女解放难题。

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再论“十七年文学”--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为中心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意义不大,没有再谈论的价值;有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场反抗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实验”,有再批评的空间。长期思维受限,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使得整个时期的文学近乎被学界否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增强,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国族”叙事,进而从中获得“文学性”的表征。本文将从个体和历史的关系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解读,力求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并给予新的体认与阐释。

《创业史》沙博理英译本的叙事建构

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蕴含鲜明的革命叙事主题,其翻译叙事建构承载着树立新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使命。从翻译叙事视角切入,结合文本对比与案例分析,就《创业史》英译本中叙事建构类别及策略展开讨论,揭示新中国形象如何由多方合力在译本中得以成功建构。研究发现:通过灵活运用四种叙事策略,译者、作者、外文出版社与政府机构共同完成了译文元叙事、概念叙事、本体叙事及公共叙事建构,成功再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面貌,助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形象的立体化塑造。

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再论“十七年文学”——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为中心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没有意义,没有再谈论的价值;有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场反抗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实验”,有再批评的空间。长期思维受限,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使得整个时期的文学近乎被学界否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增强,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国族”叙事,进而从中获得“文学性”的表征。本文将从个体和历史的关系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解读,力求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并给予新的体认与阐释。

拟写标题 圈点批注 比较人物--《创业史》导读“三部曲”

《创业史》是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的推荐阅读书目。其导读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让学生结合作品相关内容,给相应章节拟写标题,并以此探究梁生宝的人物形象;其次是让学生找出《创业史》中有关下堡村生活风貌的描写,通过制作知识卡片的方式,引导学生领略关中平原质朴又壮美的自然风光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最后通过《骆驼祥子》和《创业史》的比较阅读,让学生通过比较梁生宝创业与祥子创业的不同,以此来探究梁生宝创业成功的原因,并加深对两部作品主题的理解。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创业史》的评价问题,内在地关联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和文学史叙述重心的转移。与"再解读"理路的思想局限一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在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根本意旨,从而存在着评价的"限度"。而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彼时的文学"现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脉络中发掘《创业史》与时代社会想象的深度关联,是克服评价的"限度"的必要方式。由此可知,塑造带有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感情及新性格的"新人"形象,以之"应和"新时代对于意识形态主体的询唤,是《创业史》的重要命意。此一思路,亦符合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逻辑。

《创业史》“新人”梁生宝考论

长篇小说《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直接取材于农村干部王家斌,但从王家斌到梁生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人叙事学"却于其间发挥了重要的建构作用。"体制选民"决定了王家斌比蒲忠智更具资格优势,"新人"的结构性设置导致王家斌光荣革命"前史"的隐失,革命的利他主义原则重构了梁生宝的无私品格,经济优先则使"经济的胜利"而非"思想教育"成为合作化"历史大势"的根本动力,"清教徒"式的作风则又存有久远的儒家传统的回响。"新人"梁生宝见证了当代文学内部不同成分和趋向的融冶并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

长期住在农村的柳青亲身经历了合作化运动的过程,深刻认识到农业合作化道路对改变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的重要意义。他的《创业史》以非凡的气势、精巧的构思、生动的人物形象回答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杰出的典范作品。

《创业史》对农民的描写及其知识分子趣味

《创业史》对农民的描写及其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趣味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这种意义首先在于它对农民描写的真实性,是对五四乡土文学、左翼文学的农村叙事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的超越。其次,在于它对"五四"以后现代知识分子趣味的继承和一种新型革命知识分子趣味的尝试。《创业史》中知识分子创作主体与被描写的农民形象间距离的调整使它参与建构了一套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型叙述话语和一个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叙事传统。

教育的多元性与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以柳青创作的《创业史》为例

现代教育注重科学与民主两大主题,但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国教育多在都市,而广大的乡村则夹在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由此使得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的个性解放意识呈现复杂的态势,这直接反映了教育的多元性特征。柳青作为接受过民国时期的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其文学创作亦呈现复杂性的特征,这在其创作的《创业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创业史》在凸显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解放这一根本主题的同时,既有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个性解放主题的深层皈依,又有传统教育制导下的个性压抑,由此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多重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论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以《创业史》与《白鹿原》为例证

受文化语境的影响,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声音的变化区间表现为从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呼应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揭秘,《创业史》和《白鹿原》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创业史》的叙事声音外显强烈,叙述人突显政治运动的历史推进作用,《白鹿原》的叙事声音隐蔽内在,比较注重展示文化心理的行为支配力量,因而文本中的经济困顿、恩怨相报、性别压制等在不同叙事声音的传播下,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蕴,清晰地体现了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

至诚的革命者? 优秀的文学家?——对柳青及《创业史》的再认识之二

作为革命者的柳青,他是合格的,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但是作为艺术家的柳青,则是有严重之不足的。他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其结果是令自己成为了至诚的革命者;他长期地深入生活,其结果是令自己更坚定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遭遇"文革"的灾难,其结果是令自己固守"生活本位"的文学观念;他晚年对《创业史》进行了修改,其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创作进一步推向了概念化和虚假化。

能说的和不能说的——柳青在《创业史》中设置和塑造徐改霞形象的意图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后，它生发出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议：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柳青设置和塑造徐改霞形象的意图。前者主要发生于研究者之间，规模宏大，成果丰硕。后者除了发生于研究者之间，还发生于受众之间，不成气候，迄无成说。

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对柳青及《创业史》的再认识之一

《创业史》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历史真实,其主要表现为三种:一是将农村各种矛盾政治化,二是将合作化运动浪漫化,三是将农民生存状态虚拟化;《创业史》的"艺术性"是以图解政策为旨归的,其细节的概念化倾向和语言的口号化倾向都十分严重,从而形成了以艺术的表征与图解政策的本质共存一体的"艺术性";《创业史》的人物"性格化"是以消解人性本质为特征的,其主要表现在消解人的物质属性而夸大人的阶级属性,消解人的文化属性而夸大人的政治属性,从而造成了其文化视角的匮乏和人性的缺失。

不同文学观视野下的两个文本:《创业史》与《大漠祭》比较分析

《创业史》和《大漠祭》是西部作家在不同时期反映中国西部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就两部小说在创作意图和主题、人物形象刻画、理与情关系的处理等方面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 ,同是农村题材 ,同是运用现实主义方法 ,由于作家所处时代和文学观等方面的差异 ,则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学景观 ,《大漠祭》较之《创业史》更能显示出生活的本质真实和文学的本体特征 。

《创业史》:修改意向和版本本性

《创业史》(第一部)经过多次修改,修改内容主要涉及农民阶级特性、政治路线、性和爱情描写等内容;其贯串性的修改意向是追求文本的教育价值。其修改导致了不同的版本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