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黑水城文献《初学记》残片补考

俄藏黑水城文献TK322《六十四卦图歌》封底亦裱有两纸类书残片,此残片与李辉、冯国栋先生考证的两件类书残片可以拼合,同属于《初学记》的一个页面。经考证,该《初学记》残本当为北宋刻本,非金刻本。

《初学记》乐部资料述略——以前三个子目为例

《初学记》是唐代四大类书之一,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白氏六帖》并称。文章对《初学记》音乐类资料、《初学记》征引资料、《初学记》音乐资料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初学记》引《论衡》考略

《初学记》是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命徐坚、张说等人编撰的一部较为精审的类书,从《初学记》所引《论衡》篇目和文句入手,发现《初学记》中既有明言引自《论衡》,而不见于现存《论衡》者;也有抄录《论衡》段落或者文句而又有所省简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异文。通过对《初学记》所引《论衡》进行考略,既校勘考证了《论衡》,又从中搜集了《论衡》的佚文。

《初学记》《艺文类聚》比较研究——以“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初学记》与《艺文类聚》皆是唐人编纂的经典类书,前辈学者多认为二书是绝无关系的彼此,文章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初学记》之“诗文”题名及排列顺序毫无置疑地受到了《艺文类聚》的影响。再者,《初学记》之“诗文”内容对《艺文类聚》之“诗文”内容的因袭亦是明显,但此因袭绝不是剿袭,二者之“诗文”部分可谓因袭与变革同在、删并与增补共存。总之,《初学记》与《艺文类聚》是关系紧密的两个文本,二者之间既有继承更有发展。

《初学记》征引文献体例探讨——以经部文献为中心

《初学记》是唐代编写最为精良的类书,征引了大量唐代及唐代以前的古籍资料。然书既成于众手,编写时间又较长,难免出现体例不一、引文混杂等通病。文章对《初学记》所引经部文献的体例进行了归纳,得出其引文有意引、合引、选引、补足省略成分等方式;引文标识上,往往采用小字加注、"又曰"、句末总结等方式。

唐代类书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以《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为例

类书对一时代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均有影响,所以通过唐代三部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情况,考察类书与陶学的关系,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代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唐代类书接受了钟嵘关于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论述;对陶渊明诗文的辑录方式,使其具有选本批评与摘句批评意义。唐代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为读书界提供了相当的知识与思想资源。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唐代类书的编者见识高,选录全面,评价公允。

文明初期的部族融合与龙凤崇拜的形成

一、黄河流域史前三大部族传说中的炎帝姜姓,与西北羌族有渊源关系,大约到了神农氏的时代,已经逐步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成为仰韶文化的创造者。传说中所谓烈山氏,可能就是烧荒火种的能手,因而在原始农业时代备享尊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贾逵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

我国最早的动植物学教科书——《初学记》后四卷之研究

由徐坚主编的《初学记》,成书于唐朝开元年间。它是一部以启蒙学童为目的,以讲述知识为重点的类书;它取材丰富翔实,涉及内容广博,书中记载的大量科技史料,一直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学者所关注。

《初学记》草部资料探微

《初学记》草部记录了粮食作物、花卉的相关资料,征引资料陂丰,征引典籍以经部、集部为主。草部资料的编纂具有内在逻辑性,3种体例之间具有前后照应性。草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中也可看出一点唐代的时代特征。

《初学记》文部资料探微

《初学记》是唐代官修的一部类书,收集资料颇为丰富。《初学记》文部主要包括9个子目。各子目间前后照应,且有逻辑性。文部征引的资料经史子集都有所涉及。文章主要从文部资料简况、文部编纂特点、征引典籍情况以及文部的价值等四个方面来研究,对《初学记》文部有个整体性了解。

从类书的编撰看唐宋书学观念之流变——以《初学记》和《太平御览》为例

唐、宋书学观念的差异,历代书论家多有论及,明清两代如项穆、董其昌、冯班、梁嗽等人对此都有论述。明代董其昌总结晋、唐、宋书法不同的审美旨趣时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1]。清初冯班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将“韵”改为“理”,“晋人尽理,唐人尽法,宋人多用新意”[2]。其后梁嶒更精简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3]。诸家评说虽有不同,但对唐、宋两朝书法旨趣的总体评价基本一致,即“法”与“意”的分歧。但这些只是模糊的经验判断,究竟唐人、宋人总体上在书写时秉持怎样的理念,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

《初学记》中的器物设计史料考释

《初学记》作为唐代官方修著的类书,包括了器用、居处、服饰、礼、乐等23部,是唐代时期的小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到的器用、服饰等,是研究唐代及唐之前设计史的重要史料。从设计史的角度出发,在仔细研读《初学记》文本的基础之上,对《初学记》中涉及的器物设计的史料进行考证辨析,并查寻其他类型的设计史料进行补充佐证,进而探索古籍中设计史料的价值。

中国红曲的史源考释

中国红曲的起源年代至今存在多种不同观点,缘于中国红曲史源文献信息的晦暗不明。对红曲产生于东汉时期的种种质疑,与对唐《初学记》中王粲《七释》有关记载是否可靠有关。《七释》是否真实存在?《七释》所言的瓜州在哪里?不同版本《七释》所言的是"瓜州红麦匊"("瓜州红曲")还是"瓜州红麥啇"?通过综合考证与推理,可知:《七释》应是真实存在的;《七释》所言的瓜州,应是敦煌地区;《七释》所言的是"瓜州红麦匊"而非"瓜州红麥啇"。唐《初学记》中王粲《七释》诗篇所言"西旅游梁,御宿素粲,瓜州红麦匊,參糅相半。软滑膏润,入口流散"应是真实存在的。红曲和红曲酒名称出现很早,而红曲和红曲酒制作技法在古籍中相隔较迟出现,这不是质疑《初学记》中《七释》篇有关记载可靠性的充分理由。因为有关现象与红曲制作及酿酒工艺技术复杂性、技法传承保密性、制作地区环境气候以及红曲应用的普及程度有关。总之,唐《初学记》中王粲《七释》诗篇实为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中国古代红曲的历史文献,中国古代红曲的史源应不迟于东汉时期。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俄藏黑水城文献两件类书定名与拼合

本文经过细致勘比,确定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两件编号分别为俄TK314及俄TK322(2)的类书残件可拼合,并确认此二件出自唐人徐坚等人所撰《初学记》第一卷。

释“褦襶”

黄庭坚《次韵钱穆父赠松扇》：“可怜远度帻沟娄，适堪今时褦襶子。”史容注：“《初学记》：程晓《伏日》诗云：‘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摇扇髀骨疼，流汗正滂沱。’褦襶谓不晓事。”

唐代三部类书对唐诗的影响

唐代是类书和诗歌的繁荣时期。现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六帖》三部类书与唐诗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官修类书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典范,科举考试题目多出于此。帝王用类书编篡的方法提倡文学,导引诗风,从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其二,类书是唐代文人知识积累过程中重要的童蒙读物;也是唐代诗人创作时"构思之古书",是唐诗生成的条件之一。

论唐代类书与蒙书的交叉融合

唐代的部分典籍既具有类书性质又具有蒙书性质,类书的关键在体例,以类相从是根本,蒙书的关键在功能,蒙以养正是根本。类书与蒙书之定义、定位皆是后世学者因时制宜人为所加,故使得类书与蒙书之间的界限不清,其实唐代部分类书与蒙书本身就具有同一性,《初学记》是兼而有之的代表,《兔园策府》是因时而变的代表,大量的敦煌类书、敦煌蒙书则十分完美地展现了类书与蒙书之间的交叉融合、难分彼此。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古小说钩沉·录异传》校读商榷

《录异传》,中古志怪小说集,原书久佚,历代书目亦未见著录,著者、卷数均不详,遗文散见于唐宋等类书。鲁迅《古小说钩沉》1（下文简称为《钩沉》）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古籍中辑得《录异传》佚文二十七条。《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中,李剑国对《录异传》内容简介云：＂有许多故事见于其它志怪书,如魏安厘王、周尹氏、秦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