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的交织与博弈:评莫特利《别让人写我的墓志铭》

莫特利在《别让人写我的墓志铭》里从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和善恶博弈描写了美国芝加哥下层社会之青少年成长问题、女性人权问题和吸毒问题,揭示下层百姓生存空间与社会伦理的内在关联,展现了人性善恶与人性本真的多维搏击。莫特利从次道德之恶、牺牲自我之恶和寻求正义之恶描写了恶中有善的社会现象,否定了恶的绝对性和纯粹性;他还揭示了善中有恶的社会现象,并且还认为善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坚信从善到恶的转化取决于人的心理意图。

《张君墓铭》:朱彝尊墓志铭写作的“例外”

在朱彝尊的《曝书亭集》48篇墓志铭中,《张君墓铭》是有铭无志的一个“例外”。朱彝尊墓志铭写作追求取信后世,《张君墓铭》谀词太过,是朱彝尊墓志铭写作的又一“例外”。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节录)曝书亭文》中的《张君墓铭》,既有铭又有志。根据墓志部分的细节,大致确定了《张君墓志铭》的墓主、请铭之人和写作时间等关键信息。考察朱彝尊与请铭者张鹏二人的文学交往发现,《张君墓铭》这首七言诗与朱彝尊同时期写给张鹏的虚美夸饰之应酬诗作在风格上一脉相承。张鹏不仅是朱彝尊的密友,而且是其子朱昆田的幕主,更是其联络康熙皇帝的中间人。这应该是朱彝尊这篇谀墓之作产生的主要原因。

清末秦州翰林张世英墓志铭考释

清末民初,秦州翰林张世英从政陕甘两省三十载,历职十余府州厅县;任上勤政爱民,兴办学校三千多所,创全国之最,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史载其“政绩为三秦之最,循良称全陕第一”,清廷曾五次传旨嘉奖,光绪帝谕赐“办学尔圣”示昭褒奖,可谓彪炳史册;归里后继续为当地事务奔走,病逝时秦州私谥“惠勤”,并命名故居巷道纪念。论文结合文献典籍对张世英墓志进行梳理考释,廓清了张世英世系、科考、吏治功绩及兴办教育等重要内容,填补了天水地方史空白。

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所作墓志铭浅析

墓志铭在当今文学研究界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它所涉及的丧葬文化观念、古人生平事迹、叙事文学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明朝时期,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墓志铭这种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文体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代巡抚王邦瑞著有《王襄毅公集》二十卷(附录一卷),其中收录墓志铭14篇,在艺术表现上,这些墓志铭展现出求真务实、灵活多变的特点,体现了王邦瑞的文学功底与特色,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该文从创作动机和墓主身份两个角度做王邦瑞墓志铭创作考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王邦瑞墓志铭作品的特点,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李请一墓志铭所见明初景德镇官窑管理机构更名问题

通过对新见明代李请一墓志铭中所记墓主生平及其职业生涯进行考证,可知明永乐时期景德镇官窑设立了专门管理官用瓷器生产的机构——御器局,由中官在景德镇负责监陶事宜,同时还委派具有一定级别的官员监督烧陶。结合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明初景德镇官窑制度的发展脉络,认为御器局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官窑的性质和中官监陶后官窑实际由二十四监局中的内官监管理有关,而明宣德时期将“御器局”更名为“御器厂”,则与明代官手工业管理部门由按原始收储品种划分转向按工种、制作划分有关。

古代墓志铭作铭原因套语探析——以《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为例

墓志铭作为一种应用文书,其内容构成、行文结构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在表达某一意思时经常使用固定化、程序化的短语或句子,我们称为套语。作铭原因套语是墓志铭内容的组成部分。系统考察《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录的墓志铭,可知作铭原因套语产生于北魏,发展于隋朝,成熟于唐朝,具有稳定性兼灵活性等特点。作铭原因套语在语言和文献应用方面具有补足残缺文字、校勘文字、完善辞书等价值,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与利用文献。

明陕西临洮府知府张第及夫人刘氏墓志铭考释

《明故中宪大夫陕西临洮府知府仰潍张公暨配刘宜人墓志铭》为明万历、天启朝大学士朱延禧为临洮府知府张第撰文的墓志铭,文物价值较高。它详细记载了张第的生平事迹与仕宦经历,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文中涉及明后期朝廷政治与地方社会的一些历史细节,文献价值丰富。碑文为鲁西仕宦家族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历史信息,有助于提升对地方社会的认识。

阮元《揅经室集》中墓志铭类文献研究

《揅经室集》是乾嘉时期大儒阮元的个人文集,文集中包含阮元所作图解、游记、墓志铭、序跋等文体。将文集中的墓志铭类文献析出整理并作简要分析,有助于探究阮元《揅经室集》中墓志铭类文献的价值,即史料补充价值、探究清代墓志铭演变的价值及墓志铭体现出的阮元思想价值,以期对阮元《揅经室集》中的墓志铭类文献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

从苏峨墓志铭看清初中国台湾文教经略政策

2015年,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征集到一方《皇清乡进士截选文林郎巍菴苏公暨配孺人懿勤叶氏合葬墓志铭》,该墓志铭的主人是被誉为“台湾科举第一人”的苏峨,此方墓志铭内容丰富,叙述详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士大夫身份意识与汪琬墓志铭的书写策略

清前期著名古文家汪琬继承唐宋以降的文化传统,着力讲求墓志铭的书写策略,借以鲜明地表达他所理解的士大夫群体的观念、情感、理想和趣味。汪琬的墓志铭书写特意强调撰写者“文学蔚蔚”的文化身份,强烈表达撰写者“以其风声说人”的情感旨趣,自觉行使撰写者“自重特立”的话语权力,力图塑造一种独具风貌的“在野”士大夫形象。这一书写策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既受制于、也强化着汪琬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隐微叙事与清人对韩愈墓志铭的批评

韩愈墓志铭被清人视为典范。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运用文史互证、春秋笔法、志铭互证等治经研史的方法阐释韩愈墓志文,读出了其中的隐微叙事与微旨讽喻。以《唐宋文醇》为代表的官方评点则将韩碑重新定位为尽忠报国、以史为鉴的政教之文,并主导了清中期以后的韩碑批评方向。此后,桐城派的义法批评逐渐兴盛,转向技法与风格,隐微叙事的批评传统开始消歇,直到晚清才逐渐复兴。隐微叙事的发现体现了清人对“知人论世”批评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在时代、作者与文本之间形成双向阐释,并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学解读。

明清时期商贾墓志铭的书写与士商关系

明清之际,商人地位的提升和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对于商贾墓志铭的产生及其文本构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商贾墓志铭的社交属性,为我们建构明清时期士、商互动融合的人际脉络以及基本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坚实依据。而墓志文本专事颂美的书写原则,又使得商贾墓志铭成为各种“亲商”“重富”思想的文本载体。商贾墓志铭的学术价值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和隐蔽性,必须转变思考方式,跳出对墓志内容是否“真实”的迷思,才能捕捉到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念转化投射在商贾墓志中的历史真像。

清代天水任承允墓志铭考论

天水市博物馆现藏两幅晚清陇南名儒任承允墓志铭拓片,分别由当时名流撰书,内容大致趋同且互为印证。据此可厘清任氏家族族谱及任承允生平、仕宦履历、文化教育成就等诸多史实,是天水地方文化史料的重要补充,亦纠正了部分书籍记载的讹误。

清代陕西三原藏书家李锡龄家世、生平考略——以《李孟熙墓志铭》为中心

李锡龄是清代陕西著名藏书家,由其藏书汇刻的《惜阴轩丛书》保留了大量珍贵典籍,但李锡龄的生平事迹却湮没无闻。李锡龄的生平资料散见于地方志及各种非学术性刊物中,信息多有重复且细节处均付阙如。清代学者路德的《柽华馆文集》中载有《李孟熙墓志铭》,相对完整详细地还原了李锡龄的生平治学信息,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读写连接和产出导向法的英语读写结合教学模型建构与实施

我国英语教学长期以来重输入、轻产出,导致学生读写能力发展不平衡。阅读和写作同为意义建构的过程,共享许多知识和技能,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因此可以采用读写结合的教学方式。文章基于读写连接与产出导向法,提出读写结合教学模型,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力图为我国英语读写结合教学提供参考路径,以促进学生读写素养的均衡发展。

洛阳新见《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考论

《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由二程(程颐、程颢)门生刘立之撰文,李处遯书丹,记载了席彦正的生平家世、个人品行及其处士生活。墓志透露出二程先生的门生故旧及部分姻亲状况,对于了解二程先生的姻亲、社交以及宋代书法艺术、书院教育状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电写汉字是信息时代的大势所趋

汉语难学的根源在汉字,而认读汉字并不难,难的是用手写出来,因此我们推荐电写为主的汉字教学模式。世界进入电写时代,更不应该让汉语落在其他语言的后面。电写为主的汉字教学模式为老师卸下沉重的负担,为学生开通便利的捷径,既解决了汉字的手写难题,也可以把汉字的可视化认知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从而降低学习汉语的难度,这使得汉语有可能从最难学的语言变为最好学的语言。

高中语文写作教学的主题导写与适应训练——以“利己与利他的取舍之道”为例

新高考作文命题注重材料与时事热点的紧密联系,高中语文写作教学应采用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利己与利他的取舍之道”为例,围绕二者的含义与关系进行深入的解读和梳理,从高考作文的立意、选材、语言等评价角度入手,以主题导写的形式提出合理的写作建议,同时,从微写作和模拟写作入手,给予适应训练的提示。

朱彝尊《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笔法表微

朱彝尊之文章根基于其学,涵养深厚。《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一文言简意隐而丰。篇题称“先生”包蕴着对墓主的敬仰及褒扬;铭文用《洪武正韵》,寄托着遗民情结;简要的铭文,蕴藏着易代之际的重要史事及对墓主行义的表彰。此文由墓表改为墓志铭,文体与时代更契合。这种言简意丰的文学笔法与微言大义的史学笔法,缘于时代隐讳等不得已的因素,却使借文传人与文章“庶几可传于后”均得以实现,也颇见朱氏文章的高妙与多姿多彩。

欧阳棐墓志疏证

欧阳棐为欧阳修第三子,其道德文章虽酷肖乃父,然传世文献有关其生平仕履之记载却不甚了了。诸家史传如《东都事略》《四朝国史》《宋史》等,俱本于欧阳棐的好友毕仲游所作之《欧阳叔弻传》,且在转述过程中,时有擅自发挥而致误者。河南新郑出土的《欧阳棐墓志铭》为还原欧阳棐一生之真实行迹提供了最为直接而可靠的材料,比之于毕《传》与诸史传,不仅更为详细,能补诸家史传之缺,且能正诸家史传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