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研究的新视角——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短短30多年时间里,儒学由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社会秩序合法性的基础,转变为新派知识分子眼中走向民主和自由的障碍物,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震荡和认同危机.

从思想史视角看儒家思想在近代的“衰落”——读《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想到的

批评儒家者,多注意其制度化解体后的凄凉,但这也恰恰可能忽视了思想本身的超越性和自足性以及思想与历史的不对称(等)性。在这一点上,新儒家们倒是从危机意识中悟出了道理。

晚清出版与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由于电力和蒸汽动力的使用,晚清出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均形成了巨大冲击。借助媒介新技术催生的普适性的传播方式给吸附于经典之上的神秘性和高尚感"祛魅",儒家经典的唯一性被取代,原先的权力均衡被打破并重新分配,对制度化儒家形成了强大的解构力量。

从制度化儒家看中国近代科学产生的困难——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答

本文从事实上的中国古代科技与近代科技内涵有别的角度 ,给出了李约瑟难题修正后的新表述 ,并从制度化儒家的形成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影响的视角 ,对“李约瑟难题”内容中的核心部分进行了试解。

元光决策与儒家思想制度化

每一件历史事件都有其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特性,并在某些方面对整个历史及思想史之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史观,以西汉元光元年(前134年)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份为切入点,围绕这一年发生的元光决策以及汉武帝刘彻在其中的历史作为,深入分析儒家思想制度化在中国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简论儒家和谐治理观的制度化分析

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基准,建立起一套制度法律系统,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引导价值判断,通过实施深入人心,形成核心价值观,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有效地说明和解释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着力于维持和保障现有秩序和政权的持续发展。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经验及发挥的功效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本土资源的借鉴。

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的构成、功效及启示

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基准,建立起一套制度法律系统,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同时引导内心的价值判断,通过实施深入人心,形成核心价值观,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有效地说明和解释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着力于维持和保障现有秩序和政权的持续发展。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经验及发挥的功效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本土资源的借鉴。

“前制度化儒家”的生存、转型与现代启示

干春松先生把依附于皇权体制存在的儒家称为"制度化儒家",据此,便可将儒家生存史分为前制度化、制度化与后制度化三个阶段。前制度化儒家有学派传承和"准宗教性"的鲁国诸生团体两种生存方式。靠这两种方式,儒家才能够在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依附和支持的条件下,保存自己的火种,在诸子争鸣中成为显学。在前制度化时期,儒家也关注现实,积极入世,并在汉代最终成为大一统国家的精神支柱。对儒家前制度化历史的探讨表明,从汉至清的制度化儒家只是儒家根据历史现实所提出的一种可能方案,具有历史性;在今天,儒家也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全新的方案,实现新的"华丽转型"。

晚清变局与制度化儒学的解体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中国长期闭锁的门户被打开,传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系统均遭遇空前未有的冲击。面对亘古未有之变局,晚清统治者试图求变趋新以经世。但意想不到的是,儒家和君主政治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自我调适好就已经被全国上下的改良和革命的浪潮推倒了。在此过程中,历史上的儒教与传统君主政治的制度化关联的各个环节的链条也被一一打断和击碎,制度化儒学最终走向了解体。

“法家制企”与“儒家待人”——制度化、人性化管理在郑州联通的应用

企业管理是企业发展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也是一个难题。管理得好,可以使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健康成长;管理不好,可以使百年企业顷刻毁于一旦。本文作者作为郑州联通的领头人,通过自身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他是如何通过制度化与人性化的巧妙融合,使得一个只有四年的企业稳步踏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其心得体会值得读者细细体味。

儒家思想制度化的启示

当代社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新儒学在亚洲国家的复兴,世界范围的经济伦理主义的出现,表明早期儒家思想恰恰与现代经济潮流相和,而制度化的儒家思想对超越农耕经济的新经济形式的排斥,则是我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也是我们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体制所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制度化儒家思想视域下李约瑟难题研究

在阐述李约瑟难题的基础上,提出在中国科技发展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今天,破解该难题是极具有现实意义的。并从制度化儒家的形成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影响的视角,对李约瑟难题内容中的核心部分进行了试解,对如何消除这种思想的残余,进而加速中国的科技发展,给出一些建议性的看法。

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与限制

在制度化儒家解体近百年后,大陆新儒家试图将儒学重新制度化。他们反对前三代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主张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儒家化,并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他们还提出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具体策略,并已部分地付诸实践。不过,在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设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儒学的历史评价等问题上,大陆新儒家所做的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都有诸多限制。当然,儒学再制度化的设计虽属一厢情愿,但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朱子学制度化及其反思

思想、权力、制度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内在逻辑,思想制度化的过程是一个权力形成的过程。朱子学既有制度化形态,也有其内在化形态。从制度化的角度,可以窥见朱子学的巨大影响力,表现在其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人伦日常之各个层面的主导、融合和渗透。制度化本身有其问题值得反思,制度化朱子学早已解体,但朱子学思想及非正式的礼俗规制等依然与今天的我们深切交通。当我们检索其制度化的样态和意识形态化发展路径的时候,更多的是洞悉儒家内圣外王的一贯宗旨,并努力担当起在当下生活场域中重新开拓朱子学新空间的历史文化重任。

儒学与制度之关系的生活渊源——评干春松著《制度儒学》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制度忧患意识；而这种制度忧患意识又自然而然地与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纠结在一起，从而也与儒学和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纠结在一起。中国现代思想领域的这种现象，其实早已在事实上构成了制度儒学的论域．然而却一直没有在学术上得到一种鲜明的专题化表达：直到干春松教授明确地提出了“制度儒学”这个标志性的概括，这个论域才在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域中得到应有的凸显。《制度儒学》是他继《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之后的最新力作。

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废科举百年祭

科举制是中国儒家社会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的制度性联结之关键枢纽所在。儒家道统的制度化、专制王权的合法化、宗族社会的合理化均赖其居中构建调节;中国儒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奥秘即在于此。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清廷仅认为是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1911年辛亥革命,二千年帝制王权覆灭;1915年新文化运动,儒家道统遭全面批判;1927年宗族社会之领导层———“土豪劣绅”在国民革命中被埋葬。废科举导致了中国儒家社会的全面散构与转型。

儒家的管理控制观在现代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适用性

作者在研究古代儒家管理哲学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运用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管理控制思想于探讨现实学生管理，并联合本人在学生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儒家的“德治”即内在控制为主、“礼治”即外在控制辅、宽严并济、松紧结合的管理方法，仍不失力为现实学生管理的有效方法，该文对于教师，尤其是学生管理工作者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传统家族自治法:价值提纯与制度借鉴

古代社会治理依托传统家族自治法(下称"中国家法"),以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为旨归,以"家国一体""法德兼治"为治理模式,成功整合各类资源,开发出迥然异于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路径,建构了一整套涵括了义务、同情、辞让、正义和公德等制度化内容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