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胜任”条款的司法适用——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为视角

通过对“不能胜任”解雇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能胜任”条款概念模糊、司法认定标准不统一的困境,这导致劳动者权益保障与用人单位解雇权行使的失衡。对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对“不能胜任”的概念进行界定,以消除歧义。同时,在裁判实践中审判机关不能机械适用“不能胜任”条款。具体而言,审判机关应坚持客观说立场,避免将主观因素作为主导依据;以合法性及合理性为评判标准,严格审查用人单位的考核制度,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解雇权;针对“不能胜任”劳动者的培训和调岗,依据其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合理性进行认定,使这些补救措施起到促进劳动者能力提升或岗位适配的作用,从而平衡劳动者权益保护与用人单位管理自主权之间的关系。

劳动保护与工业机器人使用——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实验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以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作为准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劳动保护对中国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估计结果显示,劳动保护会显著增加企业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数量。机制检验表明,劳动保护主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直接成本”和“劳动力调整成本”这两个渠道来促进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企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对于规模较大、工作任务程序化程度较高和对劳动力成本变动较敏感的企业更强;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劳动力成本较高、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劳动者维权意识较高的地区更大。

《劳动合同法》实施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源经理的观点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全国近600家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调查,考察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合同期限、招聘、用人成本、解雇和经济补偿、用工灵活性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明显提高了劳动合同签订率,延长了劳动合同期限,增加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数量;促使招聘和解雇决策更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人成本,限制了用工灵活性。这些影响因企业规模、所有制不同而存在差异。

《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市场影响的实证观察

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对中国市场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综述。详细讨论了受到社会舆论密切关注的《劳动合同法》对工资水平、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经过对已有实证证据的梳理,本文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上述市场环境结果影响有限。工资水平上升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力量变动的结果,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不足导致的技工短缺是劳动关系短期化的结果,而全要素生产率只受到了非常小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本文综述了被较少关注的《劳动合同法》对就业、社会保障、用工成本等的影响。

立法的偏颇及其矫正——以《劳动合同法》为分析考察对象

《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来的状况表明,偏颇的立法是导致法律实施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的回溯性考察可以发现:各方利益博弈的不充分与策略选择的非制度倾向、立法机关权衡利益的偏颇是影响通过立法实现社会整合效用的两个关键因素。为此,必须超越"行政主导立法"的立法模式,完善社会立法中权利配置和作为立法程序正当化装置的公民参与机制。同时,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立法者的立法学"。

解雇成本、市场分割与《劳动合同法》——基于理论模型对《劳动合同法》争议的新解释

基于理论模型的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有助于知识员工和知识密集型企业达成"双赢",但是可能导致体力员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双输"。《劳动合同法》之所以备受争议,其对低端劳工市场的消极影响是主因,外界经济环境恶化带来的经营压力和就业压力是辅因,而且,主辅因的结合打乱了政府预期的经济转型之路。

解雇成本、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劳动合同法》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伴随《劳动合同法》而提高的解雇成本将对就业产生何种具体影响?提高解雇成本有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吗?针对这两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热点问题,本文关注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异质性问题,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研究表明,提高解雇成本对人力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企业的雇佣决策及人力资本存量不同的员工存在截然不同的影响。实施《劳动合同法》,提高解雇成本,一方面导致人力资本密集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缩小员工规模(或显著降低扩张速度),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体力员工就业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则促使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加速扩张,对人力资本存量高的知识员工就业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可见,提高解雇成本有利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和知识员工群体就业,从而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升级。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市场影响: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从劳动力市场的多维性和二元性特点出发,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发现:《劳动合同法》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且并不必然会导致失业率升高;相反,它更加有利于遵纪守法的经营者、有利于促进落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工短缺"。事实上,《劳动合同法》起到了鞭策落后、鼓励先进的作用,最终维护了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法则。

我国过错解雇制度的不足及其改进——兼论《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修改

我国过错解雇制度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立法者和学界对过错解雇的法理基础认识不清,过错解雇的本质是劳动者严重违约时用人单位的救济手段,所以过错解雇的实体性条件应该是劳动者严重违反了劳动义务或者附随义务;第二,封闭式列举的立法模式导致了不周延、滞后、僵化等问题,为了兼顾确定性和灵活性,应该转变为开放式列举,在列举典型解雇事由之后增加一个兜底性条款;第三,行使过错解雇权的除斥期间缺位,仅适用权利失效理论仍有不足,应该明确规定为期三十日的除斥期间。基于以上思考,可以设计出《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具体修改方案。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劳动关系走向

在我国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劳动力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在用人机制、用工成本和就业形势上影响劳动关系的走向,有助于完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用人机制,适度提高用工成本,并从就业数量和质量上促进就业。

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度——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思考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典型的权利倾斜性配置的法律,这种对交易一方的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的法律在中国目前社会情势及经济体制下相当必要,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立法者需要考虑倾斜性配置可能产生的显性和隐性的后果并尽可能予以消解;更应该针对不同劳动者弱势地位的横向差异,对劳动者主体予以细分,在主体细分的基础上,考虑选择不同度的权利倾斜性配置。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分析研究——依法规范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和人事并轨,高等院校被纳入《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只有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充分重视、学习和理解《劳动合同法》的精神,对《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中适用于高校管理工作的相关条款间主要内容的异同点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才能适应新条件下高校管理需求,解决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处理好劳动合同关系,依法规范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提升高等院校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地方性高校大学生就业困境及对策分析——以《劳动合同法》实施为视角

《劳动合同法》实施已经对地方性高校大学生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地方性高校因自身发展中的"短板"因素使《劳动合同法》冲击性影响突显,致使其就业困境加剧。针对于此,地方性高校必须以就业市场和地方发展需求为导向,调整人才培养方式,提高竞争力;大力开拓就业市场,扩大品牌效应;加强就业观念引导;加大就业法制教育和法律帮助力度,以化困境为机遇。

试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与运行障碍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寄望于这部法律扭转当前的劳资格局,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但是,这部法律的良好实施取决于用人单位守法的自觉度、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度和劳动保障监察的力度。只有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细化《劳动合同法》的抽象条款,加大《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和监察力度,才能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

《劳动合同法》对事业单位用工制度的影响及对策

《劳动合同法》将事业单位纳入了劳动合同管理范畴,这给事业单位用工制度转换和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带来重大影响。面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新变化,事业单位应积极应对,进一步加大自身改革力度,全面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竞业限制条款法外解读

2007年6月29日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体现在第23条、第24条、第90条所设立的竞业限制条款中。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较为粗疏，需要对其进行法条之外的解读，以便司法实践中切中肯綮地理解和适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劳动合同法》修改问题的思考——兼对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三批”《劳动合同法》的回应

现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和配置效率,并为民生问题提供托底保障。应对此要求,《劳动合同法》既有契合性,也有局限性。为此,应当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依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要求,针对《劳动合同法》中不同条款的不同问题及其不同原因,分别选择从严或从宽规制、加大或减弱保护力度的修改取向,将修改规则本身与修改适用范围相结合,尤其是着力于适度扩大其总体适用范围和细化其具体条款适用范围,以满足对劳动关系分层和分类规范的需要。

《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权的理论基础

限制自由的关键是权力集中,这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的集中,也体现在金钱权力的集中。同时,两类权力集中的成因和特性是不同的:政治权力的集中主要依靠组织力量,提防其集中就要求组织的分立和多元;金钱权力的集中主要依赖交换机制,提防其集中就要求交换机制的公正和合理。相应地,一个良善社会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一是政治自由主义,防止政治寡头铁律所导致的个人权利受损;二是经济民生主义,防止市场马太效应造成的财产权利过分集中。正是在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作用下,财产权利以及相应的金钱权力会不断集中,这不仅会妨碍人们的真正自由,而且还会不断拉大社会收入差距。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壮大劳工阶层的权力,而这为《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的施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劳动合同法》通过引入第三方力量来辅助弱者和抑制强者,集体谈判权则赋予弱者以联合力量抗衡强者。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批判《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则在于他们受制于现代经济学流行教材的"传统智慧"。

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利益保护的缺失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和谐社会的法律,因为大部分公民都与用人单位存在着劳动关系。随着《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实施的不断深入,其中的关于劳动合同期限、服务期、经济性裁员、劳务派遣、劳动合同的解除等几个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也颇具争议。这些规定过度地限制了企业的权利,这不仅有违《劳动合同法》确立的"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一立法目的,而且最终也会影响到劳动者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