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胜任”条款的司法适用——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为视角

通过对“不能胜任”解雇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能胜任”条款概念模糊、司法认定标准不统一的困境,这导致劳动者权益保障与用人单位解雇权行使的失衡。对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对“不能胜任”的概念进行界定,以消除歧义。同时,在裁判实践中审判机关不能机械适用“不能胜任”条款。具体而言,审判机关应坚持客观说立场,避免将主观因素作为主导依据;以合法性及合理性为评判标准,严格审查用人单位的考核制度,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解雇权;针对“不能胜任”劳动者的培训和调岗,依据其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合理性进行认定,使这些补救措施起到促进劳动者能力提升或岗位适配的作用,从而平衡劳动者权益保护与用人单位管理自主权之间的关系。

劳动合同法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为规范劳动合同制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颁布的法律,为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用工成本、劳资关系、用工模式等方面。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劳动合同法的发展与权益保护,并探讨其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包括政策、劳动者权益、人力资源成本、劳资关系、用工模式等方面的变化,并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的解读,提出基于法律框架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以促进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提高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中“直接适用的法”主客观标准之困

“直接适用的法”作为国际私法中被各国广泛采纳的一项制度,自2010年我国对其进行立法确认以来,便开始在司法中予以实践。通过梳理相关司法案件,可以看到“直接适用的法”并未获得各地法院的普遍运用,尤其在劳资关系紧张的涉外劳动合同法律争端中,法官很少援引这一条款维护劳动者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是“直接适用的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一是主观标准范围过大,导致其与保护性冲突规范条款、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适用顺序不合理;二是客观标准表述过于基础化,导致其与单边冲突规范、自我限定规则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因此,当前亟须重新梳理“直接适用的法”之主、客观标准,并探究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借鉴域外经验,在立法、司法层面进一步明晰“直接适用的法”之内涵,构建和谐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环境。

关于劳动合同法中经济补偿金适用问题探析

本文以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为研究对象,通过范型论题分析其现状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意见。首先,阐述当前经济补偿金适用范围过宽的法律定位缺陷,将任何单方解除均视为应予补偿,增加企业成本,限制人员调整自由。此外,支付标准和执行操作中缺乏区分也不利于落地实施。其次,论证我国小微企业作为经济增长主力军,长期承担与大企业相同标准将损害其成长动力。然后,基于以上论点,本文建议可以细分适用范围明确免责情形;区分地区行业设置差异标准;增加小微企业减免政策,兼顾各方利益。最后,本文分析该问题涉及立法与实践协调研究,经济补偿金与保障与激励之间的政策衡量,需要进一步论证完善。研究对完善我国劳动合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合同法对异质化人力资源差异化管理的挑战及应对

异质化人力资源差异化管理是一种根据员工的能力、背景和需求进行个性化管理的方式。然而,劳动合同法在这一管理模式中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劳动合同的灵活性问题,需要平衡用人单位的灵活性需求和劳动者的稳定性与保障。其次是薪酬差异与公平性之间的平衡,用人单位应确保薪酬制度公平且透明。此外,工作时间和休假安排也需要根据员工的差异进行合理调整。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通过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灵活条款、建立公正的薪酬制度、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休假政策等方式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并实现双赢。同时,用人单位还应合规经营,确保与员工的沟通与合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不同职工群体劳动权益保障差异变迁研究

本研究基于2007年与2012年中国职工状况调查,采用比率差异检验法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不同文化程度、户籍身份与就业身份的职工群体在各项劳动权益保障上的差异变化。结果显示劳动合同法的制度力量推动了不同劳动者群体在某些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差异日益缩小,但在多数劳动权益状况上,差异现象依然显著。

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经营弹性:基于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证检验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产,针对员工的劳动保护非常重要,但劳动保护会提高企业用工的调整成本,从而损害其经营弹性。本文基于中国2008年《劳动合同法》及各地区的法律执行效率差异,考察劳动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弹性。以2003—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我们检验发现:劳动保护的加强会导致企业经营弹性的下降,并且对于经营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这种负面影响更大;当企业的劳动密集度较高时,劳动保护对企业经营弹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评价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政策后果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证据,也为未来的劳动法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持。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关系新变化以及工会应对策略研究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其积极影响正在显现,特别反映在对劳动合同制度的规范和企业用工方式的引导上。但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期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影响,使我国劳动关系的状况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在一些领域劳动关系的矛盾和问题重又加剧。面对复杂形势工会的应对需从几个方面入手:坚持推进《劳动合同法》等各项劳动法律的实施;重点关注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充实与完善;学会因应不同经济环境的工作思路的转换和工作方法的调整;大力推进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强化工会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作用;力促政府政策调整,在保民生基础上振兴经济。

大学生就业困境及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制定为视角

1999年6月,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出台,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这使得我国高校毕业生激增,而在短期内,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很大变化。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学生就业弱势地位会愈加明显。大学生就业困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法律保障是今后的一项重大课题。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并征求意见,此举无疑为研究大学生就业中的法律保障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基于大学生就业中缺乏法律保障之背景,探讨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合同法保护尤为必要。

试论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兼评2012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

派遣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较之于劳务派遣规模过大和主流化,是更为根本的劳务派遣问题,实现同工同酬是解决劳务派遣问题的关键。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不仅是法律原则,而且是法律规则;其"同工"仅以岗位作为界定的标志;其"同酬"在空间范围和衡量标准上有两个层次,即用工单位内部和用工单位所在地。2012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虽然对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规则作出修改和补充,但在同工同酬的界定和实施机制上,仍然有诸多不足而需要完善。

二元劳工市场、解雇保护与劳动合同法

本文基于中国二元劳工市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合同法》的影响,整合学界、业界和社会公众对《劳动合同法》加强解雇保护的不同意见。研究表明,相对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通过加强解雇保护,能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努力程度,增加知识型员工和企业的收益;但却会降低体力型员工的努力程度,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收益。虽然《劳动合同法》能提高在职体力型员工的收益,但却由于企业主缩减体力岗位,使得更多体力提供者丧失就业机会。简而言之,对于高端劳工市场,《劳动合同法》是促进三赢的;而对于低端劳工市场,则可能导致三输。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历经两年讨论修改的《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开始实施。这部法律贯穿了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旨和目标,对现行立法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与完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意味着劳动法律规制的强化,劳动法律环境的改善,这对整个劳动关系的协调和稳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法的制定过程凸显了我国劳动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同时,该法的实施也将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影响的测算方法与实证研究——金融危机下的应急措施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和实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2008年以来,一些企业的倒闭、搬迁,更将这部立意颇好的法律推到了风口浪尖。针对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影响的问题,采用分层目录抽样方法,抽取了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3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共650户企业进行调研,运用成本测算直接法和间接法,对广东调研企业成本进行统计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广东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均人工成本的影响区间为2.54%～4.90%,用调研事实澄清了社会上流传的10%～70%的谬误。还从政府、企业和员工角度分别提出在实施《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为各级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依据。

论《劳动合同法》与高校和谐用工环境的构建

2007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劳动法律制度。这部法律已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高等院校当前和今后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正视这种作用力存在的现实,认真分析高校在当前社会用工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推行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努力探讨高校依法实行外聘合同工管理的新路子,不但对高校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对规范高校劳动用工行为,摸索降低劳动用工风险的规律,也能起到一定意义的衔接和试验作用。由于新劳动合同法对适用本法的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范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本文仅想就《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高校某些劳动用工现象对学校管理产生的影响做一分析。

西方国家对劳动派遣放松规制的背景及其启示——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相关条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和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动派遣的政策已呈现出放松规制的迹象。西方国家是在严格规制的原有基础上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市场环境中,在劳动派遣作为典型雇佣关系补充形式且以雇佣型劳动派遣为主的情形下,在严格控制派遣机构资格并有社会合作伙伴广泛参与监管的同时,对劳动派遣放松规制,这也是强化与放松并存的结构性规制。我国劳动派遣业的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背景,虽然也应当强化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但现阶段应当侧重强化规制;并且,应当基于我国国情,就从严规制和从宽规制的事项作出选择。

《劳动合同法》实施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源经理的观点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全国近600家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调查,考察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合同期限、招聘、用人成本、解雇和经济补偿、用工灵活性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明显提高了劳动合同签订率,延长了劳动合同期限,增加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数量;促使招聘和解雇决策更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人成本,限制了用工灵活性。这些影响因企业规模、所有制不同而存在差异。

劳动保护、员工薪酬与企业利益分配——基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的经验证据

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劳动保护制度环境的发展,对员工参与公司利益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以2004—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员工参与企业利益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员工参与企业利益分配具有积极作用;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它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员工参与企业利益分配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升了企业利益分配格局的公平性和员工薪酬满意度,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对我国《劳动合同法》认识差异的辨析——兼论我国经济学与法学的关系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对我国《劳动合同法》认识的差异主要有是否应该出台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还是引导劳动关系的稳定化和长期化等三个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根源在于,一是法学家更多地是从公平角度分析问题,而经济学家则更多地是从效率角度分析问题;二是法学家可能更多地偏向于立法的立场,而经济学家可能会关注这个法律的后果;三是我国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对话的机会比较少。我国劳动合同法的争议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法律与经济如何适应。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应该针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相互碰撞,相互启发。这是建立一个法治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劳动合同法》与简单劳动力成本——来自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中关村企业的双重证据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经济学家担忧它会推动简单劳动力用工成本的上升并拖累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少数研究则仅仅提供了来自劳动力市场或者来自企业层面的单方面证据,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文则同时提供来自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企业两个层面的一致证据。首先利用CHIP调查的2002年、2007年、2013年劳动力样本展开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最低工资水平、农民工来源地收入水平等因素之后,尽管新劳动合同法显著提高了民工签订合同的比例,但只有签订长期或固定劳动合同才会显著提高低技能民工的工资水平,签订短期劳动合同并不能显著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然后,将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应用于2001-2012年中关村企业面板数据,发现新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也没有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均利润,且这一结论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零售和餐饮业而言都成立;而基于上述两个实证研究得出的另一个一致结论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简单劳动力工资上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来自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提供的两个证据有助于理解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也说明不宜夸大新劳动合同法通过提高简单劳动力成本而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