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汉文燕行文献的学术价值——以晚清蔡大鼎的《北上杂记》为例

明清时期,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各国使者络绎不绝地前来北京,留下大批对沿途城镇及社会风情的相关记录。由于这批文献绝大多数均以北京为目的地,故可统称为"燕行文献"。不过,由于东亚各国与中国的密切程度不同,各国乃至不同使者之间的汉文水准参差不齐,故而迄今尚存的燕行文献之学术价值亦遂极不相同。总体而言,朝鲜使者所留下的燕行文献最为翔实、生动。不过,少量琉球文献亦颇值得关注,晚清蔡大鼎的《北上杂记》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蔡氏由福州北上入京,书中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和观感,对北京的城市景观、风土人情、生活日用既有概述性的描摹,又有近距离接触留下的个性化记录。在清代,福州是琉球国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当地有柔远驿(琉球馆)及琉球墓地,不少琉球人均将福州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上杂记》在描述燕京风土时,时刻都会想到数千里之外的福州。蔡氏对社会风俗的描摹,潜意识中多以福州为其参照背景。

“异域之眼”中的晚清镜像——以琉球汉文笔记《北上杂记》为研讨中心

晚清琉球文人蔡大鼎曾为救亡图存之国事密使北京,其间所作《北上杂记》一书记录了同光时期,以北京地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社会生活史。其以"异域之眼"而作汉文笔记,所记上至庙堂朝贡,下至贩夫走卒,事无巨细,过眼而录。尤其是一些为正史所忽略的事件,譬如普通佣工阶层的薪资状况,民间医药行业的竞争关系等。在晚清中国风雨飘摇之际,蔡大鼎仍对宗主国表现出倾慕的心态,这种慕华意识的背后反映出中琉宗藩关系的惯性维系以及琉球小国外交的艰难处境。蔡氏笔下的晚清镜像呈现出文学描写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背离,是日本武力发动"球案"之际中琉关系张力的一种实录性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