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

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颁令禁止天主教之后，明清之际活跃的天主教传教活动逐渐转人“地下”。在清方档案里，天主教被称为“西洋教”“洋教”“邪教”，其事迹混杂于中国民问秘密宗教的教案中，传教士重新公开进人中国本土则要到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口岸活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进人内地，从此天主教、新教（以下同时称呼时作“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传教的新时代。

论《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及我国著作权法的完善

《北京条约》是在国际条约体系存在缺陷、利益的平衡与博弈以及传播技术迅速变革的背景下诞生的。该条约在妥善处理与其他条约关系的同时,在表演者权利的客体、内容、适用领域、转让方式和保护期限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优势。我国《著作权法》与《北京条约》相协调,应合理界定表演者概念、暂不规定表演者出租权、申请保留广播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合理规定权利转让方式,以期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有效地保护视听表演者的权利。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悬案”再研究

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外国教会在内地置产的条约依据,但中法文本差异使"合法权利"失去法律效力。总理衙门最迟在1864年发现造伪,但默许了各国传教士到内地置产。法国在事后通过"柏尔德密协议"将非法获得的权利合法化。英美两国在承认传教士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了努力限制和积极保护的不同态度。

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探究--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为视角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建立起视听表演者权利国际保护法律框架,在表演者权利归属及利益分配上为缔约国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给各国立法带来影响。结合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分析,综合考量我国影视产业实践,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视听表演者权利归属模式应调整为"推定授权",并且对表演者精神权利以及"二次获酬权"的规定调整完善。

火烧圆明园与《北京条约》——中国近代国耻备忘录之六

《北京条约》是中英、中法、中俄之间于1860年10月24日—11月14日在北京签订的3个双边条约的总称。它是由清政府代表恭亲王奕訢与英国代表额尔金、法国代表葛罗、俄国代表伊格纳切夫参与谈判并签订的。这是西方侵略者继《天津条约》之后,通过扩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与清政府签订的又一批新的不平等条约。英法联军又重来 1858年7月。

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新编高中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一章第三节《北京条约》的内容中有“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这句话出现得比较突然,给教学留下了疑问。为什么清政府1860年才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呢?笔者对此试作补充,使学生明白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的曲折性,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和法国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广州沦陷。随即英法联军军舰北上,抵达天津白河口外,提出了各项侵略要求,如公使驻京、内地游历等,并照会清政府同意,否则将扩大战争。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于4月28日生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我国缔结、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简称《北京条约》)于今年4月28日生效。《北京条约》于2012年6月26日在北京缔结,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一项旨在保护表演者对其录制或未录制的表演所享有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国际版权条约。根据《北京条约》生效条款,其将在30个成员国批准、加入3个月后生效。今年1月28日,印度尼西亚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批准书,成为该条约关键的第30名成员,这一备受世人瞩目的国际条约于4月28日生效。

中俄《北京条约》到底割占了中国多少土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抢占了我国大片领土。人教社2000版和2003年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都有一份表格和一幅地图。地图一样，而表格内容却略有不同，见下：

《北京条约》开放汉口、南京为通商口岸了吗？

北师大版初中历史教材八年级上册第9页写道：“（1860年）10月，奕诉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赔款割地，增开汉口、南京、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笔者认为此处表述欠妥，因为很容易给学生造成汉口和南京是在1860年《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的错觉。1856年，为了扩大侵略权益，英法两国联合发动了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的内容不能合而为一

北师大版《历史》八年级下册第11页说：“此刻，清朝咸丰帝早已逃跑到承德避暑山庄．留下他的弟弟奕诉与英法侵略者议和。10月．奕诉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赔款割地，增开汉口、南京、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

近代基督教会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条约根据质疑

一般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是根据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但该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传教士私自加上的,是非法无效的。1865年中法专门就此签订了"柏尔德密协议",但在传教士买地前是否应先报地方官查明准允这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争议。在1881年和1887年两次济南教案中,美国官方明确表示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并无法律依据。直到1903年美国传教士才获得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的条约根据。总之,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主要是通过对条约的曲解和清政府的"容忍"来实现的。

辛亥革命前北京民众自发的反帝救国斗争

一、京师大学堂的“拒俄”怒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强占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庙街和库页岛等地。1856年英法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前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

一、沙俄窥伺中国西北的开端 沙皇俄国觊觎中国西北边疆始于十七世纪初叶,它是征服西西伯利亚的继续。一五八一年,哥萨克殖民者翻越乌拉尔山,迅速征服西伯利亚汗国。一五八七年,沙俄在额尔齐斯河和托博尔河的汇流处建托博尔斯克城。一五九四年。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风云人物——丁韪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获准进入北京传教，传教士足迹迅疾遍布帝都，成为在京外国人中的重要群体。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又是在京传教士中的“中国通”，他在京活动四十余年，在传教之余，结交权贵，先后主理京师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并积极参与中国社会活动，成为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风云人物。

恒祺与一八六○年北京议和

众所周知,奕訢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议和的主要人物,是清帝咸丰逃离京城后,受命主持和局的全权大臣,一八六○年《北京条约》的签署者。笔者从事北京史研究工作,有机会接触这一时期的史料,发现自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北逃起。

同治年间总署查核中法条约底本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先后于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同治七年后,清政府准备与法国重新修订这两个条约。为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称总署)特设立《查核法国条约底本》(简称《底本》),并派总署章京进行查核,将须修订之处,分别粘签条注于原约各款之后。凡结尾“文批”,系总署主管大臣文祥亲笔。《底本》承修人为方浚师、毛鸿图、方汝翼,复检人为周家楣、志刚、夏家镐、蔡世俊、成孚、孙家榖。《底本》未具年份,现存馆藏外务部全宗内。经考证,《底本》建立时间为同治七年(1868年)。从有关签注内容看,时间为同治七年至十一年。《底本》签注内容丰富,涉及传教、教案、教会置产、通商、税务、海关等各方面。是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法条约签订与同治以来条约施行情况的重要外交史料,也是研究文祥在总署活动的参考资料,现予公布。为节省篇幅,原约各条款略去。

《辛丑条约》中为何没有割占中国领土

近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中都割占了中国领土,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善于思考、敢于质疑的学生自然而然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清政府与英、美、法、日、俄、德、意、奥八国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辛丑条约》中怎么没有割地的规定呢？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