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官报局盗版与晚清版权律的制定

1902年 ,文明书局在建立之初就以编译出版新学教科书而著名。由于当时清政府还没有版权立法保护 ,图书盗版现象比较严重。文明书局总办廉泉为了杜绝本局印书被盗印 ,便上书清朝学部和北洋大臣请求版权保护。管学大臣张百熙批示 ,同意对文明书局印书审定后加盖图章 ,予以版权保护。北洋大臣袁世凯也表示 ,愿意保护文明书局印书的版权。但是 ,封建势力强大的北洋官报局 ,以北洋政府为靠山 ,公然盗印文明书局印书。廉泉上书维权 ,并多方交涉 ,要求学部和北洋政府出面查禁盗版。北洋官报局不仅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版行为 ,还反咬一口 ,说文明书局印书有维新“谬妄”倾向。袁世凯更是出尔反尔 ,偏袒官报局盗版 ,并要商部及学部撤销文明书局的版权。文明书局据理力争 ,进而上书商部说明情由 ,并请求制定版权律 ,有效保护版权。商部对此表示赞同 ,于1904年拟订了中国近代最初的版权律草案。因此可以说 。

由报及局:从《北洋官报》到北洋印刷局

清末新式官报之模板——《北洋官报》,在清王朝覆灭后易名为《北洋公报》,又在不足百日的时间内变更为《直隶公报》;而此系列刊物之主办机构北洋官报局先于《北洋官报》出版一年创办,至宣统年间,机构名称变更为北洋编印官局及北洋官报兼印刷局,民国时,相继变更为北洋公报兼印刷局、北洋印刷局及公报印刷局。此一脉络之变迁,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作为近代北方出版中心的天津,汲取江南局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多功能出版机构的经验,力图建立与上海抗衡的出版机构。新政权建立后,《直隶公报》之编辑业务并入直隶都督府秘书厅,印刷、发行活动由北洋印刷局完成。

北洋官报局图书印制业务考论

作为清末新政期间“因事设局”主要机构之一的北洋官报局,除了完成其主要产品《北洋官报》及其附属报刊的编辑、印刷、发行外,还从事书籍印制、图画印刷等文化活动。北洋官报局出版的图书包括新式教学教法图书,政法类图书,“农学新书”,直隶警政类及直隶地方文献类图书,国学类图书,学报类图书,国外史书、工具书及外交类、条约章程类图书。北洋官报局在清末官报局新政中发挥着模板作用,既是直隶总督和北洋集团应对政治危机的文化举措,又凸显了在启迪民智、传承文化、“补教育所不足”等方面的政治作用和教育功用。

《北洋官报》发行问题探析

《北洋官报》是清末新政时期创办较早的一份新式官报。北洋官报局建立起一套以"省内派销、省外建立代销处推广"为主的行政销报模式;官报局还提倡设立阅报社以辅助报纸发行,将寄递报纸业务交于邮局办理。官报局的行销促销方式,有利于迅速推广《北洋官报》。但行政销报模式本身存有严重弊端,运行中又脱离了实际,使《北洋官报》最终不被时人所接受。

《北洋官报》与清末官员的现代化

在晚清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进程中,清政府开始创办官报或支持商办报刊,宣传新政,引导舆论。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促进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直隶省官方喉舌《北洋官报》大量报道国外的新知识、新思想、新道理,意在增长官员的学识,完善官员的知识结构,从中汲取各种有益的养料,用以改良中国的治国方略。《北洋官报》的创办使政府官员眼界大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官员的现代化。

清末新政中《北洋官报》的舆论引导实践

新式官报《北洋官报》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博弈中,通过话语实践,维护官方立场,引导社会舆论,试图构建"上下通志,渐致富强"的价值认知。其舆论引导实践反映了清末官报努力参与社会变迁的倾向。

《北洋官报》所载广告问题探析

广告是《北洋官报》刊登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专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北洋官报》的广告业务,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条件,采用现代经营理念,运用"图片、注意消费者心理"等方式刊载了涉及"金融类、商业类、文教类、工业类、交通类、社会类"的大量广告,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北洋官报》广告呈现出近代色彩,具有进步意义,但后期经营却逐渐下滑。

政治传播视角下《北洋官报》的立宪宣传

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和朝野上下的呼声，认真权衡自身利害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晚清政治走向的重要决策——实行“预备立宪”。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事业也随之发生着巨大变革，新式官报粉墨登场。《北洋官报》从创办到结束存世达十二年，其新闻价值与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官报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工作自始至终十分关注。本文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探讨《北洋官报》是如何建构宪政舆论的。

《北洋官报》外国新闻报道中的西方想象

1902年创办的清末新型官报《北洋官报》大量刊载国外新闻,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构建出“强盗帝国”与“文明导师”的西方形象,并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以日为师:早期《北洋官报》中所见日本新知略论

如美国学者任达(Reynolds Douglas Robertson)所言,清末十年新政的推行,离不开日本这个关键因素。作为清末新政的中心之一,北洋诸项新政的策动与推行,的确都可见到对日本的学习与效仿。教育、监狱改良、练兵、警政等新政,不仅师法日本的经验和制度,甚至聘请日人直接参与其中,'以日为师'的程度不可谓不深。

清末官报的白话风格与社会启蒙——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在国民启蒙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官方纸媒开启了近代转轨的步伐。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可见,通过变革报章书写文体(白话代文言)、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民众的阅读感受,也可有效弥补传统官媒"民众在场"的缺位。同时,这种变革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效应方面,在《北洋官报》的示范导引下,各地积极选派专员进行白话演讲、设立民众阅报机构,购置报章供民众阅读,甚至躬亲实践,创办白话报刊等。这样,报刊媒介既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限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由此可见,从民众主位视角切入,窥探传统官报的白话风格转型,确为报刊传播史研究的可取路径。

媒体视野下的清末宣讲所——以《北洋官报》为中心

宣讲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于报刊发展颇具促进作用。《北洋官报》为了达到通上下、通内外、通风气之目的,十分关注宣讲活动,对宣讲这种舆论引导形式进行价值判断外,大量报道宣讲所的成立和发展,激励府厅州县创办宣讲所,并为宣讲所提供资料支持。不但可以将报纸固有的读者、知识分子、官员阶层和识字无多的普通民众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宣传网络,而且可为宣讲所提供丰富可资宣讲的材料,助益其持续发展,构建了一种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社会启蒙和舆论引导体系。

简析《北洋官报》创办原因及其影响

本文结合《北洋官报》创办的历史原因及其对中国时局的影响做了简要分析。时局的逼迫诞生了这样一份报纸,但它对民众的影响,以及在推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清末官报发行问题管窥——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清末新政主要内容之一的《北洋官报》,不仅在官报的创办上具有样板的功能,其发行方式也被晚清其他百种官报模仿,不仅传统官报发行之大清邮局、民信局、驿递等邮递途径被广泛运用于官报发行中,而且形成了"派销"与"代销"为主的附之于函购等方式发行。本文以《北洋官报》为基础史料,考察清末官报的发行情况。

“刊”“报”过渡时期的代表性出版物《北洋官报》:以外部呈现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以来,报刊出版事业勃兴,其间,"报""刊"并未完全分离、自成系统,大批出版物处于亦报亦刊、报刊不分的状态。清末官报是晚清十年清政府各级部门主办的近代形态的机关报刊,作为晚清报业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宣告了古代形态报刊的终结,提高了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刺激了中国近代意义上报刊的发展。《北洋官报》作为清末最具代表性、报龄最长、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官报就是突出代表。本文以《北洋官报》的装订形式、封面设计、页面布局等外部呈现形式为中心进行考察,以期为晚清报刊出版乃至中国报刊出版史提供参考。

论清末督抚与近代官报创设——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主要分析对象

《北洋官报》的创建及其成功运作与袁世凯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从筹备创建到编辑发行乃至运营效果,袁世凯都亲自过问,《北洋官报》产生的示范效应与其亲力推动不可分割。因此,在近代官报的改革和发展中,袁世凯发挥了正面的促进作用。然而袁世凯对新闻界保持着较强的敏锐性。一方面自办官报;另一方面又控制破坏新闻媒体,对其在不同时期或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我们就具体情况进行不同角度的客观评价,

清末的《南洋官报》

从1898到1911年,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江苏(按照现在行政区划)近代报纸的发端时期。《南洋官报》

旧官员与新媒体——袁世凯与《北洋官报》之关系初探

清末新式报刊的崛起,对于清政府而言,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新媒体现象,更是一场治国理政的大考。清末新式官报的崛起可以看作清政府对此的仓促应对,袁世凯则是积极的响应者。《北洋官报》的倡办,为其树立了改革大员的形象,他也摸索到在晚清舆论中明哲保身的办报方式;《北洋官报》也成为其蛰伏期东山再起的重要凭借。《北洋官报》为袁世凯权势之获取助有一臂之力,但是新式官报却难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而有改造体制之功。本文在此展现的是旧官员与新媒体相遇时那种相生相克、新旧杂陈的复杂关系和图景。

《北洋官报》与晚清《京报》、《申报》关系述论

《北洋官报》于1902年12月创刊发行,至1912年5月随清王朝的覆灭而寿终正寝。纵观清末十年《北洋官报》的刊行,可见其应新政而生,又以报道和宣传新政为第一要务。本研究旨在透过《北洋官报》来看作为官方创办的现代报刊如何定位自身,同时梳理这份新式官报与晚清业已存在的报纸特别是京报、申报之间的文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