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说》中佛医医案的治疗特色探析

《医说》是南宋张杲的医史文献类著作,其中包含许多佛医医案,主要涉及方药、咒语、艾灸、针灸四种佛医治疗方法,反映了当时佛医的发展水平与临床治疗情况,在用药方面表现出万物皆药、以食为药的特色,丰富了传统药物的种类,在治疗技术的选用上采取多种方法合用,为传统医药带来了新的医学知识与治疗手段,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佛医本着贵人命、不拘泥于戒律的原则,对临床用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医德方面有着高标准的要求,对当下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张杲《医说》养生与疾病防治特色思想浅探

《医说》为南宋新安医家张杲之作,其内容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是养生与疾病防治思想。张氏在重视诸气、量力而行、金石之药有戒、有德益寿、存想藏精、服术养生、粥养谷气七个特色养生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小中不须深治"以防药物害体、"心疾宜抑情顺理"以解心结、"小儿泻痢宜温养"以护稚阳的特色疾病防治思想,还独具慧眼地提出养生要从小儿之时开始的观点,其对于临床治病、日常养生、健康维护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张杲与《医说·药名之异》研究

张杲是新安医派的著名医家,撰有《医说》一书。此书为医史专著,对后世考镜学术源流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有"药名之异"篇,记载了许多当时常用药的异名,其中一些药物异名的记载,值得探讨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分析,从文学、医学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篇中"南威,橄榄也"一说与引书原文不符,或为笔误。"卢橘,枇杷也"一说,是由来已久的混淆。

《医说》《历代名医蒙求》引用《名医录》考

《医说》和《历代名医蒙求》是产生于宋代的两本医书。两书多次引用了《名医录》,此《名医录》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直未见确切考证。经核对,《医说》引《名医录》共25条,《历代名医蒙求》引《名医录》共31条。两书所引《名医录》内容,皆见于宋人党永年《神秘名医录》,由此推知,《名医录》当是《神秘名医录》的简称。

张杲《医说》版本知见录

南宋医家张杲的《医说》有国内出版本和国外出版本2类。国内出版本可分为宋本、明本、清本、民国以来诸本，目前可以知见宋本1种、明本14种、清本3种、民国以来诸本25种。国外出版本主要有日本刊本、朝鲜活字本2类。《医说》的版本，在明代产生了原本传承本和增补本2个分支。原本传承本有顾定芳刊本、张尧德刊本、吴勉学刊本、吴中珩刊本、王肯堂刊本、《四库全书》诸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日本万治二年（1659）刊本等。增补本有张子立刊本、沈藩刊本、傅凤翱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末抄本、朝鲜活字本等。

皖歙著名医家及其对祖国医学之贡献

本文对自北宋至近代的最具盛名的 10位皖歙医家进行较系统和全面的介绍 ,包括医家的生平、师承及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另外对每位医家的代表医著也作了简要的评析。

中医史上的走方医

相对于儒医的矜持拘泥，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比儒医多得多的一般医工、草泽医群体，人们又称他们为走方医。他们几乎无著作传世，只有极少数依靠儒医的记载才名垂青史，如宋代儒医张杲在《医说》中记述了走方医三文一贴的草药帮助御医治愈了宋徽宗爱妃嗽疾、牛医治愈欧阳修暴下的故事等等。

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

《医说》是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

口腔护理方法现状及其展望

口腔护理是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环节。良好的口腔护理可保持口腔清洁,预防感染,促进口腔正常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口腔护理始于唐代,《医说》中提出＂早漱口,不若将卧而漱,去齿间所积,牙亦坚固。＂口腔护理不仅能使患者保持口腔清洁、舒适,而且能预防和治疗口腔炎症,防止吸入性肺炎。近年来,学者在口腔护理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现将其研究现状及展望综述如下。

论泄泻

释名辨类泄泻之名,早见于宋,张杲《医说》：“有人久患泄泻,以暧药补脾及分利小水,百种不愈。医诊之心脉独弱,以益心气补脾药服之,遂愈。”后世医家多有发明。如明代《丹台玉案》云：“泄者如水之泄也,势犹舒缓;泻者,势似直下,微有不同,而其病则一,故总名之曰：“泄泻”。《赤水玄珠》曰：“粪出少而势缓者为泄,若漏泄之谓也;

清肝利肺黛蛤散

李东垣为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据其所著《医说》载：宋代政和年间，深得宋徽宗宠爱的贵妃得了咳嗽病，咳得彻夜难眠。

南宋时期徽州的科技发展

南宋时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徽州科学技术在南宋得到很大发展。新安医学斩露头角,张《医说》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史传记。地理学研究方出现不少成果,罗愿《新安志》是定型方志中的代表作。

亦儒亦医的张杲

宋代是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是人们对于儒以及医学知识、行医活动和医学认同的阐释日益增多的时期。上述历史进程为士大夫和医士的身份认同带来了持续的巨大变动。有鉴于此,我们不应当将士大夫、儒和医士视为早有定见的不同类群,而必须将之视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考量医士身上儒的身份认同的发展时,我们不能仅仅追问何者为其行医中的儒的因素,更要探求他们在何者为儒与如何为儒这两个辩论命题之间是如何自我定位的。本文考察了12世纪的医士张果是如何通过其《医说》(1189)一书,来发展自己的亦儒亦医的认同的。张果博览群书,与文人过从甚密,故能在互相冲突的诸多模式之间游走自如,并自我定位为儒。这些模式包括经世治国与伦理道学,也包括对这两种学派所体现出来的简约化倾向都不予认同的文人路数。从《医说》一书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张果没有让自己落入道学之类的理性主义或程式化的经世致用实用主义的俗套,而是以无与伦比的个人精湛医术为基础,发展了自己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地位。张果在冥神志怪方面与洪迈持共同立场,但他对洪迈的《夷坚志》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