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历史 超越历史——评刘克宽新著《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作为一部系统研究当代十七年文学的专著 ,《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深刻的历史意识 :表现在本书中 ,即是自觉地将一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放在时代背景和历史坐标上加以审视 ,在其价值认定和审美评定上 ,紧密结合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特征和文化特征进行自觉的思考 ,从而以许多创见性的成果弥补了此前的空白点 ;其次 ,鲜明的主体意识 :作者在深入历史的基础上 ,又能超越历史而立足于时代的审美制高点来建立自己的审视坐标 ,自觉地把十七年文学放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进而作出富有时代前沿的独特审美判断。将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时期或一个文学单元 ,从多方面来分析其成败得失 ,所体现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

时代政治对文学一体化的制导作用——当代十七年文学一体化思考之一

文学创作作为个性化的操作过程 ,如果没有政治的控制 ,要让其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是不可能的。因此 ,作为维护整个大系统有序发展的外部制约机制 ,从 40年代到解放后的十七年 ,我们党便采取了对文艺发展适时制定方向和方针政策的制导手段 ,以使文艺成为促进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积极力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 ,这种通过政治控制手段来保障文艺定向性发展的措施是必要的 ,也具有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的合理性 ,对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也具有历史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 ,政治的干预如同一柄双刃剑 ,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是同时存在的。

传统与时代的共构——论“十七年”儿童文学教育性的成因

"十七年"儿童文学带有浓重的教育色彩,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积淀密不可分。同时,新中国的诞生对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提出了新的时代的要求,"教育儿童健康成长"成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主题观念与审美走向。此外,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意义重大,其中将儿童文学纳入教育框架的理论,被"十七年"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工作者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隐喻性特征

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

为时代而译:《译文》《世界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译介

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译文》(1953—1958)与《世界文学》(1959—1964、1966)是唯一一份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官方期刊。在国内外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以1959年更名为界线,该刊前、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选取和译介方法不尽相同:《译文》体现出中苏友好"一边倒"、团结一致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学》则体现出亚非拉各民主国家众志成城、反抗"美帝苏修"的时代特征。《译文》与《世界文学》的译介活动坚持"政治标准"为第一要义,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行为。

论郭澄清文学创作兼及“十七年”文学的“当代性”

在"十七年"文学中,郭澄清的文学创作历程,如果按照一般的文学创作来看,显然有些不合"规律"。因为自1962起至1976年这段时间里,在很多作家相继"失语"的状态下,郭澄清却以罕见的"逆生长"(1)姿态,不断开拓属于他的文学创作空间,在这段被文学史家所普遍称为"空白"或"断裂"时期里,郭澄清不仅以其敏锐的眼光,简略的笔力,奠定其十分出众的小说创作者的地位,同时,他的创作的丰富性意义也成为"十七年"文学十分独特的存在.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按照韦勒克、沃伦的观点,文学研究可以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如果说"文艺政策"和"文学会议"还只是对十七年时期"文学论争"中具有结构功能的外围网络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对"文学批评"在遭遇"当代"后所呈现出的"当代性"亦即"文学批评"如何"策略性"地成为"文艺斗争"的有效方式以及对这种"断裂式"延续方式的审视,则具有更为重要的"修辞"意义。

言说和倾听——“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的性别审视

从性别角度对"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进行解读,可以揭示中国传统性政治权力关系在现代革命叙事的存在和背景原因,并且可以探究文本中强权话语的运用及其革命政治与性政治重合的潜规则。

当代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因素

所谓十七年文学的一体化,是指文学在时代政治规范的制导下,创作主体在审美选择和艺术表现过程中受意识形态的权威观念崇拜的影响,基本上失却了对多种文化信息和审美方式实行自由选择和广泛吸取的能动性,表现出创作个体向权威话语的群体思维模式规范统一的社会化特征,使文学的审美日益趋同,在整体上体现着文学思想、文学观念高度统一下的计划性操作运行的发展特点。当然,到十年浩劫期间,便形成了完全依附于政治观念的自我封闭现象。

论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公德”追求及现代性

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学，新的道德是十七年文学的关注重点之一。在一个被人们认为是全新的时代里，道德作为调整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行为的规范和个人的内在品质．必然也要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个时代的文学非常热衷于表现和倡扬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农村小说因其书写对象的特殊性，在这一问题上倾注了更多的笔力，特别集中在“公德”问题上。这一文学现象所蕴涵的复杂性，值得我们深思。

时代激情中的副歌:“十七年”诗歌的意象特征

建国十七年诗歌意象从符合政治需要、时代激情与生活想象出发,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意象的选择普遍用于抒发爱国主义和政治主题,崇拜英雄、追求光明,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当代十七年文学颂歌话语的成因

建国初十七年文学出现一体化颂歌话语现象 ,是经过较长的历史发展形成的结果。形成颂歌话语的主要原因是文学主体普遍认同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念 。

论十七年文学的复杂因素

建国后的十七年是一个既富有激情和期待,又存在着一定失误的年代。受其影响,该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复杂的状况。那时,人们对于未来有着美好幸福的想象,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着一种神圣性的情感。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全人类是很自然的事情,极易引起情感的共鸣。十七年文学自觉担当了宏大叙事,表现了与宗教相类似的情感结构,宗教因素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圣洁化与神性色彩,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十七年文学出现的先进人物形象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的期待,也推动了此后中国文学正面典型形象的产生。

口头传统与“人民文艺”的普及面向——对“十七年”新曲艺创作情况的考察

"十七年"期间,在新曲艺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充分显示了文艺普及方针的贯彻力度,以及在"人民文艺"定位下重视口头与通俗的特点。其中的优秀之作,无论在题材的延续上,还是对"故事性"的肯定与发挥上,都离不开对传统曲艺口头艺术的借鉴,同时也反映了新曲艺对革命政治的情理化把握。正是这种把握与书写,革命的抽象转化成了民间的具体,其中亦有不少围绕着普及与提高、"民间性"与"人民性"、政治性与娱乐性的冲突与博弈。而这一民间审美特色与革命政治的张力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催生了新曲艺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也浓缩了发展"人民文艺"的难题性。

时代夹缝中的人性张力——浅析《红豆》的爱情话语

王维的那首五言绝句《红豆》几乎成了相思的代言,永久地贮留在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让人遐想不已。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宗璞也有一粒《红豆》,它以其丰富多义的思想文化内涵和优美婉转的艺术格调而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短篇经典,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

点亮历史记忆的明灯——评《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

如何对当代文学史中的＂十七年＂文学进行合理、应有的文学史定位和价值评判,是亟待研究和深思的一大课题。因为这不仅是这段文学史的具体评价问题,而且还关联着当代文学史的传承和创新。对此,董之林女士深入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论述＂十七年＂小说如何展现出革新与守成、现代与传统相间而成的文学生态图景,并提出了诸多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学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