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得以问世的客观条件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清代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问世,客观上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条件的俱备。所谓"天时",谓乾嘉时期。乾嘉时期,朝廷的稽古右文政策,完成了由清初偏袒宋学到偏袒汉学的转变,校勘学成为一门显学。所谓"地利",谓以江浙地区为依托。当时的江浙地区,不但是研究经学的学者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地区,而且是国内图书最齐备的地区。所谓"人和",谓阮元兼有封疆大吏和汉学领袖的双重身份,登高一呼,应者云从,能够组织起一个最高水平的整理《十三经注疏》的科研团队。

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误刻六则——兼谈古籍校勘中参校对象的问题

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精审,号称善本,是学界使用的通行本,但是其中也偶有误刻现象存在。本文就笔者所发现的六则误刻,多方参校稽考,为之辨明,并纠正北大整理标点本的误读以及校勘之缺陷,藉此以说明校勘古籍应在有所甄别的前提下广泛参校与之相关的各类书籍。

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南昌府学本校勘得失论

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代表学者阮元《论语》诠释的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关于核心概念的义理阐释,也有针对文本流变的校对勘正。《论语注疏校勘记》在成书过程中产生过文选楼本与南昌府学本,二者均得以保存与流传。南昌府学本根据文选楼本摘录而成,受阮元调任影响,经由他人完成的文本存在问题较多。10年后又经重新校对,才更为精良。南昌府学本对文选楼本的校勘条目增删修改,虽然存在数量与内容上的差异,然而其校订讹误、增删衍脱、比较异同,具备一定的校勘学、文字学和版本学价值。将两个刊本结合起来研究,对《论语》学研究乃至儒家文化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读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札记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于经书博采众本,但经过校勘发现,其校勘所用《史记》并非善本,所举异文的准确性不高。阮校据误本《史记》,纠正经书,因此多有讹误。比如阮校出经、传作某,云《史记》此处有异文,但今检日本所藏古本《史记》恰与经、传相合,再加上他校资料,足以证明阮校所引《史记》有误。又如阮校所出经、传作某,云《史记》同,但日本所藏古本《史记》及他校资料此处却存在异文。故参稽《史记》众本及其他古籍,以作订补。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以及段玉裁的參與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是阮元幕府的重要學術活動之一。阮元聘用七名幕友作爲分校者從事校勘工作。另外,段玉裁也參與了校勘工作。但是關於段玉裁的參與情況,有人認爲段氏在編纂《校勘記》時發揮了主導作用,亦有人對這種看法表示懷疑。爲了弄清這個問題,本文以“○”即圈識爲綫索,不僅對圈識前後的校語之關係,而且對圈識前後的校語與分校者以及段玉裁之關係也加以考察。《校勘記》圈識前後的校語並不是同時撰寫的,因爲圈識後的校語裏往往看到“舊校”一辭,是指圈識前的校語。圈識前後的校語並不是由同一人寫的,因爲在圈識後的校語裏又看到“舊校非也”那樣批評圈識前的校語之文字。如此看來,《校勘記》具有雙層結構,圈識前的校語顯然是由分校者撰寫的。在不少場合,圈識前後校語的内容不同,可能表明分校者與段氏的校勘工作是分别進行。爲了釐清兩種校語的關係,《毛詩注疏校勘記》就是最合適的資料。分校者顧廣圻在校語中點名批判段玉裁的校勘工作,而段氏最終不得不修改其著述中相關部分的記載。因而段氏在自己的校語中累次寫有“舊校非也”的批評言辭,對“舊校”即顧氏的校語加以攻擊。如果主纂者段氏對分校者的校語能任意加以筆削,一定會將對於自己不妥的記載改寫。《校勘記》中保存了分校者與主纂者互相批評對方的表現,證明《校勘記》的校語基本上没有改變。

论《五礼通考》对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校勘价值

清秦蕙田所修《五礼通考》是一部礼书,全书共二百六十二卷。它材料齐全,几乎覆盖先秦至明所有相关文献,对研究古代礼制有重要价值。今利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礼通考》,将《五礼通考》宾礼部分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一一参校,发现《五礼通考》或可订补《十三经注疏》之讹误,或可为其《校勘记》提供旁证,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现条举如下,以窥一斑。

阮元、段玉裁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结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书中的某些校勘 ,讨论阮元、段玉裁与这部清代校勘学大著的关系 。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审读报告

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书名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责编姓名吴远琴赵新编辑证号吴远琴201100172641赵新201500196387专家点评整理《校勘记》之校勘记＂十三经＂通常是指包括十三部儒家著作,分别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南宋之后把历代研究＂十三经＂的学问称为经学。

《皇清经解》与《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非全出江西文人之手

王咨臣同志在他的《陶福履校刊【豫章丛书】缘起内容及版本特点》(载《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一期)一文中,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陶刻本《豫章丛书》的大致面目,使这部流传不广而久不为人所习知的丛书的价值得以显现出来,而资利用。

汉宋分帜与《十三经注疏》两种校考记的形成--兼谈阮刻本对殿本避而不谈的原因

有清一代,产生过两种重要的《十三经注疏》校考记,一系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考证》,一系阮刻文选楼本和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人们往往认为后出转精,而重视阮刻。今以《毛诗》为例,通过对二者的考察,可形成以下认识:一、阮刻本《引据各本目录》广罗异本达八种之多,于同时代浦镗、陈启源、惠栋、戴震、段玉裁等意见多有参考,独于武英殿本无采。二、殿本于蜀石经本最为倚重,而阮校本于蜀石经本悉无所取。此皆系有意为之,提示出汉学与宋学在清代中期的消长。

《孟子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探析

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孟子注疏校勘记》,是清代《孟子》校勘的典范之作。它广收当时可见的诸多版本,对宋代孙奭的《孟子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有效地运用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等传统校勘方法,校勘态度严谨,引征广博,乃属精审详实之作。

阮刻本《礼记注疏校勘记》质疑——以《礼运》篇为例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以元代翻刻宋十行本为底本,用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为对校本,进行汇校整理,功绩卓著,堪称善本。然阮元所撰《礼记注疏校勘记》多言及"阙文",或言十行本阙,或言闽本、监本、毛本阙,《礼运》篇之阙文,尤为突出,令人疑惑。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元十行本《礼记注疏》,与阮刻本《礼记注疏》对校,发现阮元所言"阙文",元十行本或作墨钉,或残阙一页,直接导致闽本、监本、毛本残阙。元十行本《礼记注疏》之墨钉及其阙页,盖因依据翻刻之宋十行本,可能是一部残阙不全之版本。

论殿本《周礼注疏》的校勘——《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读后

武英殿本《周礼注疏》的校勘有以下几个特点:(1)沿袭闽、监本的优长;(2)间接据宋刻旧本校勘;(3)改字与《考证》多有可称道之处。殿本校勘的失误在于:一是沿监本而误;二是对毛本的忽视。《考证》是非常重要的校勘成果,校勘记长编对经书版本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记》之校勘疏失

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记》是清代《孟子》校勘的典范之作,对伪孙奭《孟子注疏》多能正本清源,明辨是非。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孟子注疏校勘记》存在《孟子》中的引文漏校;对伪孙奭《疏》应校未校,该断不断;有裁断无引证等疏漏之处;同时在校勘过程中亦存在误本为据,牵强附会;本一而断,依孤而判;简单引征,误勘错判;校而不引,误判错断;引征不广,识断不精等现象。

《仪礼正义》所引《仪礼注疏校勘记》之版本考

胡培翚在撰著《仪礼正义》时常征引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的校勘成果。在胡培翚撰著《正义》的过程中,阮元《校勘记》曾出现三种版本,且每种版本的校勘内容不大一致。通过对《正义》所引《校勘记》内容的检索以及与三种版本校勘内容的比照,发现《正义》所引《校勘记》之版本实为文选楼刻本,但胡氏在征引的过程中也参照了南昌府学本及学海堂本的校勘内容。

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月令》校读札记

《玉烛宝典》一书大量引用《礼记.月令》的文字,而这些引文与现今通行的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之《礼记》多有不同。对比这些差异,可以发现阮本的一些错误,同时也可发现《玉烛宝典》作为一部成书于唐前的古籍的文献价值和其文字特征。

《仪礼正义》与《仪礼注疏校勘记》校勘之比较

胡培《仪礼正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广泛涉及对《仪礼》经文、郑注的校勘。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是清代《仪礼》学校勘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除了对《仪礼》经、注进行校勘外,也对贾疏进行校勘。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书在校勘方面存在着诸多相同与不同之处。本文主要比较两书在《仪礼》校勘方面的异与同,进而讨论各自的校勘成就。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之成就与不足

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的阮元,著述繁多,但其最有功于后学的莫过于他所主持校勘的《十三经注疏》。迄今为止,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仍为读经者首选的读本,其所附之《校勘记》,仍为研经者不可不看之作。然而该书虽为善本,也仍有一些不足之处,读者不可不明。

论阮元《尚书注疏》校勘的语文学方法

《尚书》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发生衍脱讹乱等纷繁复杂的文本异变而失真,校勘讹舛成为正确释读《尚书》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清代名儒阮元组织编纂的《尚书注疏校勘记》对这部经典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在校勘过程中,他们吸收了乾嘉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成果,运用语文学知识和理论稽考审订,创获颇丰。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两个版本辨析

自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刻《毛诗注疏》南昌府学本问世以后,阮元的《毛诗注疏校勘记》亦随之风靡于世。在阮刻独领风骚将近二百年的今天,不少学者在使用《毛诗注疏校勘记》的时候,仍然忽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忽视了阮元《毛诗疏校勘记》有两个内容大为不同的版本这一事实;第二,忽视了两个版本中哪一个版本是得到阮元认可的这一事实。这两个忽视,给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由于《毛诗注疏校勘记》是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一,因此,本文的辨析,见微知著,也为辨析整个《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