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撰著《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考述

郭沫若于1943~1944年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两部著作中,他的学术道路转变、研究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创作历史剧的经验与条件,都影响着这些成果的形成。《青铜时代》诸篇体现了郭沫若研究先秦学术从史实考证渐而走向理论梳理,《十批判书》则表明郭沫若正式建立了完整的先秦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两部著作见证了郭沫若研究先秦学术的一个由“破”到“立”的过程。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与不同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一个事实,《十批判书》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既不应因其贡献和成就,就讳言其缺点和不足,也不应因其存在缺点和不足,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

从《十批判书》看郭沫若的诗人气质

纵观郭沫若的一生,诗人气质是其人格气质中的重要元素,在其《十批判书》中也分明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天才诗人的气质与精神。由于诗人气质与好恶情感的渗入,不仅使《十批判书》具有锐利的见解,而且具有鲜活的流畅的生动活泼的语言,文情并茂的特质,创立了一种别样的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范式。

郭沫若《十批判书》撰述动机新探

《十批判书》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先秦诸子的代表作之一。关于撰述动机,既有研究认为《十批判书》是针对范文澜“工农革命说”而作的。细读文本可知,郭沫若一方面对梁启超、胡适的墨学观点进行辩驳,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其他史家,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杨荣国等的墨学观点进行驳论。在学术争议中,郭沫若在历史本体论上,主张“人民本位说”;在历史认识论上,坚持客观研究而反对主观主义;在史学方法论上,注重社会与思想的并重考察。所以,《十批判书》的撰述动机是批判近代中国史学研究中主观主义的学术风气,而“工农革命说”仅是辩论对象之一。

学术史视阈中的郭沫若——从《十批判书》中的儒学研究说起

郭沫若的先秦儒学研究,具有将学术思想史探索置于社会史研究、文献和文字学研究深厚根基上的特点,是其学术著述中的杰作。在怎样认识和评价孔子及其学说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上,他始终秉持正面肯定的基本态度,即使在晚年面临"文革"政治高压仍然如故,坚守学术认知。从学术史视阈检视,此实为其长期政学合一人生中颇值得注意的现象。

慧眼兰心谁可知——谈郭沫若《十批判书》的文献处理

学术性著作《十批判书》独树一帜,提升了学术性著作的学术性和文学性。郭沫若将传统的和反传统的方法相结合,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考据学和新史学的处理倾向。郭沫若在处理今人文献、甲骨文献、金文文献、简牍文献和帛书文献文献的过程中,具有的学者、侦探家、开拓者和审判家的身份。《十批判书》的文献处理具有唯物辩证倾向,反传统批判倾向和浪漫主义的气质。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但对其评论一直众说纷纭。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自己认为，其在材料上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持“以人民为本位”，在研究方法上“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这正是《十批判书》的特色，也是对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意所在，但其材料与方法和指导思想则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容易出现争议的要素。

《群众》周刊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与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被史学界称为“马列五老”。谈到郭若沫的史学成就,就不得不说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扛鼎之作——《十批判书》。《十批判书》历来被认为是郭沫若史学研究成熟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史上的奠基性成果。这本学术巨著与《群众》周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群众》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缩影与见证。

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同时代反响

郭沫若《十批判书》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郭氏对该书的自我期许甚高,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也积极宣传郭著,扩大影响。但阵营内外的读者却多持批评、质疑的态度,主要与他们对郭氏“褒孔贬墨”观点作泛政治化的解读有关。郭氏与同道的学术纷争聚焦于西周社会性质和孔墨思想的阶级属性,他的学说在同道中属于少数派,几乎受到普遍非难;阵营外的读者或误解郭著的写作意图,或批评他出奇制胜,实证不足,亦多不接受郭的观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十批判书》的评论存在分歧,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存在若干认识偏差,不利于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重要论著《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做出新解,由此梳理其论学宗旨,再评其学术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十批判书》不仅意在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讨之意。郭沫若不赞同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某些评价,曾在《群众》上发文批评以墨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的观点。此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引发了争论,《群众》刊发了对郭文的商榷文章。同志间的批评让郭沫若感觉不安,他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清算,以作为对批评的总答复。《十批判书》是以实事求是精神开展学术研究的典范,今人须联系创作的具体情境来研讨其丰富的学术史内涵和思想意义。

《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

《十批判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论战的产物。1944年前后,郭沫若接连了解到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成果。他们重申与郭氏的学术分歧,并进一步展开学术批判,却忽略郭氏已对旧说有所更新或修订。因此,郭氏重燃写作热情,以"自我批判"或"隔空对话"方式展开论战,最终结集成《十批判书》。这场论战聚焦于商周社会性质和孔子、墨子思想的阶级属性,涉及古史分期、古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等问题,上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下启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研究。作为论战的主要成果之一,《十批判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要史料。

关于郭沫若评价儒家的几个问题

迄今的学术界,对于郭沫若评价儒家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态度,仍然沿用长期以来的惯常思维,把他认识和评价孔子的态度混同于认识和评价儒家的态度。其实,在郭沫若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一直注重阐述孔子与儒家的联系和区别,他对孔子始终秉持崇拜与袒护的立场;而对儒家,不仅严格区分秦汉以前的种种不同,而且通过对其发生、发展、分化、合流的考察研究,展示出儒家内部思想分流立派、交互影响,外部吸纳百家、融汇归总的复杂变化态势。

庄子幽默的性格因素

1幽默：庄子散文的一大亮点 郭沫若《十批判书》指出：荀子“以思想家而兼长文艺，在先秦诸子中与孟轲、庄周可以鼎足而三。”这是就三位哲人散文成就并驱而言的，其实他们的散文艺术却各有千秋。例如《荀子·君道》里，在论述符契契券之类的作用时说：“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

在重庆,郭沫若撰写了哪些影响深远的史学著述

抗战末期,郭沫若陆续撰写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这些史学论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开展系统研究的时代产物,具有开拓奠基的历史意义。

商业文化与创业实践:温州全民创业案例的文化分析与教育启发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写有：“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这是“商人”的最早渊源。但是，对商品生产流通中经济和文化要素进行提炼并整合、赋予商业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原商务部部长胡平，在80年代他开创了商业文化学研究的先河。商业文化面向全社会，涵盖商品运动的全过程，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胡平，1994）。商品来自于生产领域．流通于商业领域，在消费领域实现其价值。商品以及商品本身所附着的文化被称为商业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浅谈孟子的论辩艺术——《先秦诸子选读》教后感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这是我国古代著名理论家刘勰对孟子的高度评价;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中称孟子是“以好辩而受非难的人”:这些评论都证明了--“亚圣辩才冠古今”。

清华灵逸——张齐华老师课堂教学艺术美学解析

曾读过一本名为《十作家批判书》的书，其中有某君对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批判。对于其文的观点，我未必赞同，但我的思想老停留在那句中心论点上——“《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这句话很有意味，小说里没有“小说”，却有其他的东西，那还是“小说”吗？

郭沫若《庄子批判》之批判

所谓“批判之批判”,乃取郭氏“研究”之原意。郭沫若一生的庄子情结弥散于其创作作品和学术成果之中。其所著《十批判书》有“庄子批判”一节,今就此梳理几条事实、提炼几点意见,供大家评议指正,重点探讨与《庄子批判》相关的儒道通变、新学学风和我们之于学术史的态度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