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耳记录”——艾芜《南行记》的听觉实践

声音景观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艾芜小说《南行记》中,大量的声音描写,不仅有“以耳代目”之用,而且参与小说肌体塑形,为文本的产生与理解提供多维度路径。在梳理文本声音的基础上,从声音参与小说建构、听觉的介入机制、叙述模式几个方面,剖析出作为物理形态和文学转喻的声音对小说创作的辅助作用。

从原始生命力到现代人性的回归——评艾芜的《南行记》

艾芜的《南行记》刻画了西南边陲的独具特色的流民形象,他们生活和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而迸发了一种原始生命力,又显示了向现代人性的一种回归,正是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

论艾芜《南行记》中的语言变异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是文学活动的工具载体。文学创作者总是寻求以颇富文学魅力和修辞特色的文学语言来支撑其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艾芜笔下的文学语言平实清新、朴素自然,感受到浓浓地方味的同时可发觉到不少语言变异之处。

“南行”的丰碑——论艾芜《南行记》的文学史地位

当许多人还在蜂拥向西时,艾芜开始了南行。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却标志着新文学开始告别五四的启蒙传统,去更切实地关注被压迫者的人生。《南行记》里的异域风光让人印象深刻,而流浪汉与用脚丈量民间疾苦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开启了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关系的新模式。《南行记》契合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学思潮,向人们证明了左翼文学能实现时代使命与艺术追求的统一,并把“人”的主题融入左翼的革命现实主义,在现代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具有双重意义的丰碑。

论艾芜的极限体验及其《南行记》

艾芜在西南边地的漂泊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也是一种极限体验。极限体验使作者能更贴近地了解流浪者的痛苦,促成其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的成功。艾芜保留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感,对流浪者有所保留和批判。这种批判脱离不了极限体验所带给作者的情感联系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也造成了作品风格和创作手法的不统一。

艾芜《南行记》中的英国形象分析

本文从形象学角度对其中的英国形象稍作概括,并分析作家即形象塑造者的自身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英国形象作为他者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是异国形象得以塑造的必备条件。

《南行记》:中国的流浪汉小说

艾芜,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影响深远的作家,他的《南行记》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创的,也是唯一的一部流浪汉小说。作品记录了作家漂泊的心理历程,重塑了流浪汉(女)的新形象,开辟了文学的一个新领域。

论艾芜小说《南行记》创作的独创性

艾芜小说《南行记》的创作自出手眼、风格独具。作品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众多流浪汉群像,开创了我国流浪汉小说的先河。此外,作家在环境描写与文本叙述方面均显示了其独创性,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来自于他对其独特经历的独特感受、认识、理解的把握,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试析艾芜《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

艾芜在小说集《南行记》中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东南亚画卷,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南行记》中,作者不仅将东南亚风光民情的描写与人物个性的刻画恰切地结合在一起,还生动地展现了西方殖民统治下东南亚地区的众生相。并且,作品中的东南亚世界还成为异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场域。对《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认和阐释该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革命文学中的浪漫新质——论艾芜短篇小说集《南行记》

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浪漫的时代,浪漫主义在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沉湎于内心情感体验以及对个人苦闷和彷徨的抒发。到了30年代现实主义一统左翼文坛,浪漫主义被彻底抛弃。艾芜《南行记》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浪漫主义反抗精神和战斗性的一种彰显,又是对革命文学某些缺失的一种补充,成为革命文学中的浪漫新质。

论艾芜《南行记》中的自我形象

文章认为,艾芜的《南行记》中的“我”可以从“小我”和“大我”两个方面来理解。“小我”更多地带有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性格的影子,“大我”则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看似寻常最奇崛——论艾芜《南行记》的浪漫主义色彩

俄国作家契诃夫在临终前曾不无遗憾地念到:“变成一个流浪者,一个香客,到那些圣地去,住在寺里、林中、湖畔.夏日的晚上,坐在回教礼拜堂前的凳上……”这是怎样地向往着漂泊!六十多年前的艾芜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是幸运的.虽然当初是别样的滋味,但漂泊造就了这位作家,以此为题材的《南行记》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浅析《南行记》中的流浪汉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艾芜的代表作《南行记》有着显著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作家在小说集中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一幅流浪汉形象的悲惨画面,并以抒情的笔调对他们的传奇生活作了深刻的揭示,表现出他们被赶出＂文明世界＂后所遭受的生存困境,挖掘出他们在兽性的外衣包裹下的内在的＂精神围城＂。

《南行记》新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南行记》是艾芜一生创作中最有特点、最有影响、成就最高的作品。他的独创性在于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认识、理解。带有作家的传记性手法。塑造了一种具有粗犷的野性性格的下层人物的典型，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原始的正义感同情心，为有良知的人塑造了一个“伊甸园”，体现了强烈的浪漫主义。

革命文学中的浪漫新质——论艾芜短篇小说集《南行记》

30年代现实主义一统左翼文坛,浪漫主义被彻底抛弃。艾芜《南行记》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浪漫主义反抗精神和战斗性的一种彰显,又是对革命文学某些缺失的一种补充,成为革命文学中的浪漫新质。

人和自然在作家意识中的交织——《南行记》研究一得

六十年前,当年轻的艾芜离开川西平原上的家乡,孤身一人飘泊在陌生的西南边疆山地时,给他年轻的特别敏锐的视听器官以强烈的刺激的,给他青年人特有的热情与想象以强烈刺激的是什么呢?是边疆山地那富于色彩与变幻的自然景色,是那同样富于色彩与变幻的众生相。换句话说,是人和自然相纠结,相渗透,相抵牾,相衬托,在这个刚离家门、初入社会的青年面前。

为底层人物立传——论艾芜《南行记》的流浪汉书写

艾芜是中国流浪汉小说的开拓者。在《南行记》中,他塑造了神采各异、个性鲜明的流浪汉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源于他六年南行流浪的所见所闻,既有其自身的影子,更体现出他为异邦底层人民立传的写作宗旨。这众多独特的流浪汉们,有着人性的乖戾与愚昧的一面,同时也是顽强美丽善良的。在作品中,作者更倾向于塑造他们美好的一面。艾芜的流浪汉书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开拓了新的文学题材和审美领域。

民间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流话语的建构——以《南行记》为例

民间叙事是从五四后逐渐开始兴起,广泛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中。艾芜创作的《南行记》利用文学手段来评价社会,对于20世纪20~30年代云南西南部以及南亚、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底层民间社会进行详尽的勾画,既有对导致自己不幸遭遇的黑暗时代的控诉,也有对社会底层民间淳朴民风、友善人性的赞叹,这一类的民间叙事小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大贡献。

“礼失而求诸野”——艾芜《南行记》的另一个侧面

艾芜《南行记》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即便处于边缘位置,暂时放弃了启蒙,但思想意识层面上仍处于主体位置,现代启蒙与“边地”生存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相互交织。以此审视“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模式,可以看到其在肯定“边地”价值的同时,忽视了两者存在的间隙,也使“边地”被他者同化。而且,这种模式本身就是现代中心意识的延申,忽视了“边地”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中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