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研究——以《南赣乡约》为核心

运用乡规民约进行乡村道德自治建设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直到明代,官方才开始介入乡村道德建设自治体系,王阳明的南赣乡治就是典型代表。王阳明在“破心中贼”的乡村道德治理中,秉承中国传统“法—礼—德”三位一体、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治理方式,形成了以礼为中心,以法、德为两翼的社会治理体系。王阳明以《南赣乡约》为礼,左手牵法(“十家牌法”的法)右手挽德(书院和社学的道德教育),对乡民进行礼制规约。王阳明乡村道德治理立足村民实际,以民为本,德、礼、法辨证施治,是今天进行乡村道德建设可资借鉴的典范。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

《南赣乡约》是王阳明在江西南赣地区推行乡村治理的总纲领,集中体现了他以儒家以仁爱为本的德治思想,以教化为主导的治理思想以及以秩序建构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王阳明的"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都直接影响了这部《乡约》的制定。在其乡约中,他制定了推举约长、选贤任能,教化为主、刑法为次,整顿民风、礼仪教化等治理条例;还制定了乡约规章,维护安定、防微杜渐,体恤民众、遏制恶行等管理措施,对南赣社会秩序的建设、风俗的纯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南赣乡约》在潮州的施行

考察王阳明《南赣乡约》在潮州推行的案例,可以看出:明代中期,潮州的士大夫们将习得的符合国家正统的知识——以"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付诸实践,把国家文化正统制度化为乡村社会的思想行为准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挥着比宦潮官师更加重要的作用,他们才是国家文化正统在地方社会制度化过程中的真正参与者和主导者,正是他们在主导着乡村社会的建设。

明代南北方地方秩序重建的不同展现——以《南赣乡约》和《乡甲约》为中心并基于社会管理创新视角的考察

地域性社会问题是社会管理所面对的重要限定因素,因地制宜地发挥地方社会中民间组织的活力是地方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通过关于《南赣乡约》和《乡甲约》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明代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兼顾政治需求和民生导向,创新乡约并取得明显成效。这一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思想、现实基础及其当代启示——一个传统中国的“简约治理”个案

明代理学大家王阳明创立的《南赣乡约》在中国古代乡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着眼于乡约与理学的思想渊源对《南赣乡约》加以分析,可以看到其一方面继承了宋代理学的乡治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又以阳明心学为思想基础,结合明代南赣地区的社会现实而有所调整、改造,相较于宋代乡约呈现出道德教化简易化、乡约形式官方化、乡约与保甲制度并行的新特点,深刻影响了明代乡约的发展。《南赣乡约》可谓提供了一种制度与道德协调共举、官治与民治相互促进的乡治思路,对现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南赣乡约》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名儒王阳明制定并推行的《南赣乡约》历来被视为明代乡约的典型,早获学者重视与盛称。但与其所获评价不相称的是,此约的颁行过程与实施情况缺乏相应记载,而在其推行之后南赣地方的乱象并未有深度改善。这现象显示出历来对于此约文本中所蕴含的时代信息尚未有整体深入的掌握,而由此延伸的针对性研究仍有待全面展开。通过对《南赣乡约》文本的深入阅读与论析阐释,揭示其形成背景、目的、性质以及运作上的一些特色,认为此约本为江西省内一个巡抚辖区政府敉平地方动乱之后的善后措施,实行于里甲组织之中,涉及的民众包括土著的里甲“良民”和本来无籍的外来“新民”,官方鼓励前者以此约自治,又依托此约监管后者,呈现出一约两式的社会控制形式。由于《南赣乡约》涵盖的地区广大、乡都单位众多,故在推动过程中,此约虽有官方支持,但约文却是仅供架构与模版之用,实际仍需乡里因时因地制宜而后能起一定治安成效。此约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制定者王阳明的政治思想与手段,在以武力与律令彰显政府权威之余,授权乡村地方进行有限度的自治,针对不同的约众又有对应的布置与要求,总体以约束大众而控制小众为原则,以教民向善为依归。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王阳明巡抚赣、南、汀、漳等地期间亲自订立了著名的《南赣乡约》,涉及到组织形式、财政支出、思想教育、文化建设、奖惩制度、移风易俗等诸多方面,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王阳明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南赣乡约》的订立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紧密相关,是其"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政治实践,同时亦是明代中期社会变迁的反映。

“彰善”“纠过”与儒家的“以礼化俗”——王阳明《南赣乡约》的美政美俗旨归与乡村治理设计

'乡约'是古代中国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规则约定。通过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而保障乡土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儒家的理想不仅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在古代中国,政权马不停蹄地换,甚至还会一时真空,但社会却还能够维持得很友好,人伦秩序一天都不乱,靠的就是教化的力量。王阳明《南赣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对'同约之人'进行'彰善''纠过',构成《南赣乡约》两个基本功能和要求,目的在于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从约长、约副、约正,到约史、知约、约赞的17人班底,负责召集、组织、主持每次约会活动,借助于系列仪式化而落实各个环节。

王阳明《南赣乡约》乡治思想探析

《南赣乡约》是中国古代乡约的重要代表,研究《南赣乡约》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乡治思想具有典型性意义。《南赣乡约》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三礼尤以《周礼》为甚,并糅合了《吕氏乡约》与洪武的《圣谕六言》的部分思想,而阳明心学是其诞生的自身理论基础。《南赣乡约》的主旨在于立人心、厚风俗,阳明为善去恶的善恶观尤其成为其乡治思想的精神内核。《南赣乡约》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历史局限性。《南赣乡约》虽然标榜乡村自治,但默认暴力型国家机构在整治乡村以形成良好的乡村秩序的合理合法性,因此极大地挤压了普通民众的自由空间,为恶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乡规民约与美政美俗——儒家乡村社会治理中以礼化俗的维度

儒家的理想不仅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古代中国,政权马不停蹄地换,甚至还会一时真空,但社会却还能够维持得很有好,人伦秩序一天都不乱,靠的就是教化的力量。在对江北水村余氏耕读堂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其祖辈留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忠、孝、恕、廉、耻、温、良、恭、俭、让之"十德",其新修"族规十二条",充满儒家精神与儒家情结,已成为其家风,世代相传,遵循不移,影响族人做人、做事。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彰善纠恶,能够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相比之下,《万集乡严南村村规民约》则显得简陋、单薄,失之于空洞,儒家乡村治理传统之断裂可见一斑。

元代两种“华夷观”的对峙、成因及其影响

以《御制大诰》《教民榜文》等文书为标志的明代政治文化塑造了一种'君命'在上的价值判定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切是非皆由'君命'的好恶裁决,道德价值仅作为律法施行之结果而存在。从王阳明对《大学》'亲民'说的重释以及他创立的《南赣乡约》等文字中可以看出,心学的出现正从思想的角度深刻回应了这一历史遗留的价值倒悬问题,将价值归正、重新安置于每一个个体的内心良知之中。王阳明之后,风起云涌的各种会讲、劝善运动显示了明代士人群体在阳明学价值归正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没有取得太好的成效,阳明学思想上的价值觉醒没有成功地推扩于思想之外,但这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不仅表现了明代士人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为明末黄宗羲等人针对明代政治文化德治精神的丧失问题打下了政治反思的基础。

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他采取了多种教化措施"破心中贼",从订立《南赣乡约》、创行十家牌法,到大办书院,兴立社学,特别是颁布《训蒙大意》《教约》给刘伯颂等教读官,提出了儿童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至今读来仍然切中时弊、振聋发聩!根据儿童的特点,王阳明认为孩子天然喜爱游戏而害怕被拘束,好比草木刚刚萌芽之时,根浅茎细,务必要让枝枝叶叶自由舒畅,才能顺利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