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西·黑德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身份建构——以《珍宝收藏者及其他博茨瓦纳乡村故事集》为例

博茨瓦纳女作家贝西·黑德在小说集《珍宝收藏者及其他博茨瓦纳乡村故事集》(1974)中,塑造了博茨瓦纳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中涌现的多种女性形象。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及其他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发现,贝西·黑德在这部小说中主要描绘了3类女性形象:在守旧状态中屈从于乡村传统和殖民地压迫的女乡民;以暴力反抗男权统治、逃离家庭束缚的女囚犯;获得教育机会、学会阅读与写作的新女性。贝西·黑德借助女乡民、女囚犯和新女性等形象,描摹了博茨瓦纳女性顽强抗争、发现自我、争取权力的艰难历程。通过带有自传性的写作,她为沉默的非洲女性发声,建构了追求独立自主、具有创造力的非洲新女性身份。

女性·社会性·互文性——安妮·埃尔诺的自我书写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近半个世纪的写作始终围绕“自我”展开,但她根植于个体经验的集体记忆书写有别于传统的自传和自我虚构,带有鲜明的女性、社会性和互文性特征。她的“自我民族志”“社会自传”用敏锐精准的观察和简洁平白的文风,揭露并反思了性别等级、社会差异和阶级“区隔”导致的“象征性暴力”。通过这种历时与共时、自生与外生、反复与差异的叙事手法和互文本游戏,安妮·埃尔诺将自身的创作汇入文学和历史的记忆之场中。

现代职业女性“花瓶”之称及文学书写

“花瓶”是20世纪30—40年代社会保守派对现代职业女性的蔑称,意指这些女性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只配装点门面乃至供人赏玩,由此也激发了思想界的论争以及女性为洗雪花瓶之辱所作的抗争与反思。作为一种备受热议的社会现象,“女性与花瓶”也成为文学争相描摹的对象,并受到新兴媒介的关注。由社会舆论、文学书写、新兴媒介共同塑造的“花瓶”形象既记录了中国现代职业女性的初始状态,也与当下职业女性的境遇构成了远程参照。

网络女性文学的众智书写形态

进入新时代以来,依托数字化网络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网络文学改变了传统写作模式,凭借写作主体间的互动性、意识与语言的创新性、内容的日常性等特点,使女性文学书写进入到全渠道文本商品生产的崭新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网络女性文学凭借多声道叙事声音,突破了单一文化的苑囿,实现了多元文化创作主体的融合,呈现出众智书写形态。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网络女性文学书写以其巨大优势,成为讲好中国女性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女性形象的主要方式。

“她性”书写视域下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及审美实践

“她性”的发现与建构是中国现代女性散文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本质特征,是创生女性现代性的主要途径,现代女性散文创作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性别意识。现代女性散文对“她性”的展开与坚持造就了文本中女性新的社会人格与家庭人格,形成了具备充足女性现代性的人格探索。性别觉醒和独立意识的产生,促使女作家以散文为载体,对女性身份定位、权利责任等问题进行思考;她们的散文创作彰显自我,风格多样,为现代散文的美学价值确立与承袭做出了贡献。“她性”与女性现代性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研究的重要维度。

邵丽小说《金枝》中的女性书写

河南当代女作家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是一部以中原女性为主体进行言说的家族小说,讲述了中原地区周氏家族中五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邵丽在小说中书写了固守周氏家族的中原乡村弃妇、城乡血脉碰撞中从争斗走向和解的要强女性和超脱家族恩怨的怡然自洽的女性。在这些女性身上凝聚了邵丽对中原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以及对家族文化传统的审视和思考。邵丽站在女性视角上,围绕家族这一关键词对不同代际的女性特质进行书写,其文学价值在于,邵丽在《金枝》中强调女性在家族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大多数家族小说以男性为主体的家族叙事传统的突破。同时,邵丽在小说中书写的女性对家族血脉亲情和家族传承逐渐弱化的认同,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家族意识淡化现状的文学刻写,也潜藏着作家对人们要重视血脉亲情和家族传承的期盼。

女性视角下的“日常小史”——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历史书写

《额尔古纳河右岸》聚焦女性的日常生活,建构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日常小史”。“日常小史”的叙述者“老女人”与现实原型的裂隙,折射出作者将女性、自然、少数民族折叠在日常生活话语中的写作意图。而“三位一体”的历史叙述具有多重视点和丰厚意蕴,使得历史的不同面相以日常生活为核心辐射开来,构成了对现代性的质疑和解构。但是这种解构只存在于文学虚构的思想文化层面,就现实境遇而言,三者的异质同构性还表现为边缘性的文化姿态以及注定融入主流、走向消亡的历史命运。

从《武则天》到《雾重庆》:宋之的戏剧的女性书写及其意义

剧作家宋之的于1940年创作的话剧《雾重庆》在80余年后由导演查明哲重新排演,该剧中的女性形象多元且内心丰满。宋之的的文艺视野饱含对女性的关切,话剧《武则天》呈现其对女性的最初思考,而话剧《雾重庆》则展现出其对女性的深刻表达。从《武则天》到《雾重庆》,宋之的对女性的不同书写反映其生命经历和思想历程的断裂与转折,而《雾重庆》则是其现实主义和艺术的政治性等艺术观的文本折射与观念注脚。

文学神州·地方重构·女性经验——马华留华女作家的旅华书写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的旅华书写经历了从1990年代观光热中的“神州”书写到2000年代后马华留学生中国“在地”书写的阶段性变化。本文选取的四位留学内地的马华女作家其“在地”书写聚焦于北京、南京两座城市,表现出深浅不一的中华文化涵融,她们各具书写个性的文化“混血”式和比较性“在地”审美“凝视”,摒弃了1990年代“神州”书写某种微妙的优势居位的“祛魅”与解构,赋予各自旅居的城市以“地方感”,为马华社会重构作为“异乡”的文化原乡和人文“地方”,实际上也新生成了中国内地城市的“地方感”。其书写同时凸显了马华知识女性的跨域生命经验和自我主体意识,伸展着现代性心灵自由,包容、谦卑、柔软的对话式叙事笔调折射出由跨域文化交流延展出的开放性。

被书写的女性与女性的自我书写——以明清之际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引起的社会失序,打破了长期以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格局,既丰富了男性文人所书写的女性面相,又改变了女性自我书写的传统面貌。男性文人或借助女性进行伦理书写,试图从观念上修复旧有的秩序,或在情欲书写中寄托对稳固秩序的怀念。而女性作家基于自身复杂的生命体验,在对男性主导的秩序的反思中觉醒出主体意识,明确了立言的需求,并表现出对女性共同命运的思考和关怀,形成对男性话语秩序突围的潜势。女性作家以写作为自己及女性同胞存史,试图消解动乱中的“在场焦虑”。

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的不同面相

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体现了晚清进步知识分子对理想的女性国民的期待。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往往都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为争取女性权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反映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的叙述中,由于性别立场、切身经验、文化心理的不同,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表现出男女作家各自的创作偏好,在“新女性”的社会身份、推广女权的内容以及“新女性”的情欲与婚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之所以呈现不同面相,除了男女性别立场上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男女作家对于推广女权秉持着不同的心态和目标。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的不同面相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晚清时期复杂的社会语境。晚清小说的“新女性”题材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具有启发意义。

女性的思想:当代女性主义书写与图书出版观察

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发展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书写自己独有的躯体、性别和身份。本文选取近十年具有代表性、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女性主义出版作品,有助于破除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

道德底线与欲望诱惑:拜伦土耳其叙事诗中媚俗的女性书写

在浪漫派时期,西方读者对东方书写的渴望达到了顶峰。空前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大批书写东方的书籍,但这些盈利文学多因触碰了西方人的道德底线而饱受批评、销量不佳。拜伦则不然,他在创作土耳其叙事诗的过程中,将目标读者聚焦西方中上阶层的女性,通过对平衡术、白日梦、“甜媚俗”与“酸媚俗”等媚俗策略的巧妙使用,不仅逃脱了僭越道德底线之嫌,为西方女性提供了力比多的代偿性满足,也符合中产阶级女性的性别规范,满足了上流女性的猎奇心理,甚至还突出了西方女性的道德优越感,成功缔造了“拜伦神话”。

“贵柔崇阴”:陈张婉莘《道德经》英译本中的女性书写

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典籍外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道德经》是我国古代伟大哲学家老子的旷世之作,承载着中国深厚的哲学文化精髓,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道德经》中,老子通过大量的雌性隐喻和女性崇拜描写,表达了其“阴阳并重”的性别平等观、“崇阴尚母”的生殖崇拜观和“以柔克刚”的女性伦理观。本文从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法国先锋派文艺理论家海伦娜·西克苏(Helene Cixous)所提出的“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理论出发,分析美国知名道学家陈张婉莘(Ellen M.Chen)教授的《道德经》英译本。译者通过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老子“阴阳并重、崇阴尚母”之思想精髓,特别是其对“玄牝”“谷神”“雌”“慈”等阴性词汇的处理。陈张婉莘在其译作《〈道德经〉:新译及评注》中,书写了女性主义对道教哲学的另类阐释,不仅让女性译者显身,还彰显了老子“贵柔崇阴”的主张,对现代道教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有着重要启示。

“贤媛”的故事: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书写

《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时期士人言行、轶事的笔记体小说集,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崇尚清谈的文化风气以及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人文风度。作为其中的部分之一,以魏晋“贤媛”为代表的古代女性书写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一,她们化身为德行的维护者,或者对偏离德行的行为施以批评,或者身体力行地对德行加以实践。其二,她们的才智行为受到了格外重视,既包括对其不输于名士的学识的描绘,也包括对其异于常人的处世智慧的展示。其三,她们的个性得到了特别凸显,既有对个体天然性格的书写,也有对个体之间人格平等的书写。《世说新语》在小说领域创设了女性书写的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地域总集视域下的女性书写价值——以清代女诗人路凌波为例

女诗人路凌波的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少年时悠闲无忧,青年时相思哀愁,中年时困苦悲痛,老年时洒脱淡然。具有艺文志性质的清代陕西三原地域诗歌总集《原献诗录》收录其诗作50首,借此现象可以观察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化价值:既是明清时期主流话语对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化的标志,也意味着女性历史书写的个体化趋势正在逐渐增强。路凌波能够以女塾师的身份教授男性弟子,亦象征着清代关中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宽。在书写方式层面,路凌波的诗歌创作则展现出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纯正的旨趣与音韵的美感。

左棻赞体文的女性书写

左棻作为西晋时期的女性作家,她的赞体文以历史上贤明女性为书写对象,称美她们的嘉言善行,褒奖她们的懿德。语言质朴清雅、文风典正平和是左棻赞体文主要的艺术特色。究其成因,既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熏染,也有作者人生经历的影响,更离不开其性格、心灵的主导。左棻的赞体文具有独特的女性魅力,对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史具深远的意义。

美国华裔女性新生代英文小说家族书写中的叙述声音

20世纪90年代以后登上美国文坛的华裔女性作家群体,虽然以英文为创作媒介,却都选择将自己的华裔家庭作为书写对象。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叙述者通常是华裔家庭中的女性,她们会以第一人称“我”、“她”或“我们”的身份指称出现,有着鲜明的女性叙述声音的表征,由此华裔女性对华裔家族命运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得以呈现。在充分考虑时间性和社会性范畴的基础之上,本文将张岚、翟梅莉、刘恺悌、伍美琴等作为代表,并借用苏珊·兰瑟等有关叙述声音的理论,分析美国华裔女性新生代英文小说家族书写中的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以及集体型声音。

缺失、成长与另一种真实--论路文彬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从女性书写来看,路文彬于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遗留中书写出了女性主体上的缺失。而开掘从非存在到存在道路的渴求,则使他在对女性主体缺失的检视中,发掘出多条唤回女性主体的道路。这无疑是路文彬“相对正确地贴近女性的世界”的努力与突破。不过,学者型作家的身份、伦理学领域的多年深耕,使得路文彬的女性书写并未止步于此。随后,他直接将一些超脱了庸常真实的个体放置在读者面前,以求建构更加合理的女性乃至个体的存在方式。

记忆重构、城乡融合与女性困境:论《宝水》的女性书写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叙述中年女性地青萍在宝水村治愈失眠与心灵创伤的过程,通过描绘三类女性,展现出对当下乡村生活的认知:奶奶、九奶代表传统乡村经验浸润下的女性,象征淳朴智慧的乡村精神;地青萍代表城乡经验冲突笼罩下的女性,她的创伤弥合象征城乡融合的美好愿景;大英和“三梅”代表受城市经验影响的新一代乡村女性,其事业成就与性别困境直指对乡村女性“第二性”处境的反思。乔叶将中国乡村体验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学想象力,创造“宝水村”的空间形象,显现了对乡村发展和乡村女性生活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