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新动向——《卫生保健和教育协调法》要点评析

2010年3月30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卫生保健和教育协调法》。教育改革是该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法一个很大的看点是对美国的联邦学生贷款系统予以改革,即从2010年7月1日起取消运转了40多年的联邦家庭教育贷款项目,所有的联邦学生贷款从此都转由联邦直接贷款项目提供。这一改革意味着美国学生贷款提供机制由过去的市场和政府并重向偏重政府的方向调整。此外,该法还改进了学生贷款偿还计划,提高了佩尔助学金,加大了对低端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支持。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职普协调发展的实践困境与路径研究

新《职业教育法》从国家制度层面强调了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也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当前,职普协调发展面临着“普职分流”与“普职融合”的两难困境,这不仅阻碍了职业教育发展,更是影响了普职教育功能的发挥。本文以新《职业教育法》为契机,从厘清“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分析我国职普协调发展的困境,提出完善职普协调发展的制度、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产教融合、提高师资水平。

教育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教育与数字经济双向赋能变得愈发迫切与重要。文章通过构建河南省2012—2021年教育与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线性加权法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省十八地市现有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教育与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水平在整体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耦合协调度类型也从低度耦合上升到了中度耦合阶段,说明教育与数字经济呈现出向好发展的耦合趋势,侧面体现出两者可以相互赋能、共同发展的特征;同时,不同地级市之间耦合协调度水平差异较大,区域异质性明显。基于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文章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从而确保河南省教育与数字经济在未来能够更好地进行协调发展。

关于推进普职协调发展的研究——谈新《职业教育法》的落实策略

我国施行近26年的《职业教育法》完成了首次重大修订,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现行改革及未来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职业院校作为我国侧重技术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机构,其整体教育发展的协调及优化需切实遵循新职业教育法相关要求,在育人管理及办学规划层面做好创新,为学生提供更加贴合时代发展及社会人才需求的教育服务。文章首先分析了新《职业教育法》修订意义,其次分析了新《职业教育法》的执行侧重,最后以普职教育协调发展工作为重点探究内容,提出了《职业教育法》的创新化落实策略与有效路径。

中国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调互动关系研究

职业教育作为跨界融合的教育类型,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内在联系。推动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互动发展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战略选择。借助基于熵权法的综合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模型,使用2013-2022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互动适配关系以及时空演化趋势。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先上涨后回落的变化趋势,在空间维度上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依次递减态势;职业院校在校人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所属系统的显著因素。实现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良性耦合发展的对策为:优化职教助农顶层设计,强化外源性力量;持续深化专业对接,推动“产业助乡”;精准构建人才培养机制,注重提质培优。

中外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比较——基于中美英日韩的私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

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正在探索中前进,而国外的私立高等教育已高度发达。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近年来的私立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分析,采用基于熵值法和基于熵权TOPSIS法的耦合协调模型并进行对比分析,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程度的耦合关系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美国两者的耦合关系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英国两者的耦合关系呈U型趋势、日本两者的耦合关系呈现M趋势、韩国两者的耦合关系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文后根据模型结果,通过借鉴美国和韩国的发展路径,进行政策分析并提出适用于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建议。

新职教法下中等教育普职结构变迁:脉络、逻辑与路径

随着新职教法的正式实施,普职协调发展成为提高中等教育教育质量乃至整个教育体系质量的要点。根据普职主导权与规模大小的二元分析框架将中等教育普职结构变迁的历史脉络划分为:职教主导的职多普少、普教主导的普多职少、职教主导的职多普少、普教主导的普多职少、普职协调的普职相当五个阶段。变化的治理逻辑与政策关注点、经济体制与发展水平、主流观念与传统文化三者构成了变迁的深层结构逻辑;关键节点的环境变化影响了结构的断裂式变迁;制度成本与二分观念的双重路径依赖推动结构的渐进式变迁。在新职教法实施的背景下,实现中等教育普职结构的协调发展,应把握当前结构发展中的关键节点,突破结构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解普职结构协调的深刻内涵,构建普职融通的教育体系,探索普职一体的教育理念。

贵州省农业现代化与教育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有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经济效益、改善农民生活的有效途径;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近几年,贵州省在教育及农业现代化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基于熵值法,利用2013—2021年的相关数据对贵州省教育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利用灰色关联度得出两系统之间存在联系,进而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结果表明:教育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均逐年提升,教育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耦合度一直较高,耦合协调等级由低度协调逐步到高度协调,据此提出加强政策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及科技创新等促进教育,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建议。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我国职业教育供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职业教育供求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既是我国职业教育供求协调发展的主要评价依据,也是我国职业教育供求协调发展的重要实现基础。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从职业教育供求协调的发展资源、发展结构、发展模式、发展能力和发展特色五个方面构建我国职业教育供求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我国职业教育供求协调发展过程与效果。

基于TOPSIS法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地区差异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调问题日益显著。文章采用T0PSIS方法测度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水平,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水平区域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水平表现出趋于平稳发展的特点,但是区域发展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普遍较低,失调情况比较严重,并且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于区域经济的状况普遍存在。

新《职业教育法》语境下的职普协调发展研究

新《职业教育法》删除“教育分流”规定,并不是要求取消职普分流,而是要求职普协调发展。“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的职普协调发展理念主张职普地位、比例、层次等方面的协调,主张职普之间的融通与特色发展。近年来我国职普协调发展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一些地方“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的职普协调发展不足,存在学历刻板偏见、中考职普分流措施不当、职业教育办学层次不高、职普体系沟通不足和职业教育特色弱化等问题。应在新《职业教育法》的指引下,坚持平等理念,提高社会地位;坚持比例协调理念,优化办学条件;坚持层次协调理念,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坚持相互融通理念,构建教育体系立交桥;坚持类型特色理念,保障教育质量。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与四大新兴产业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

文章采用熵权法、耦合度函数和协调发展分析等方法,分析黑龙江省各城市在高等教育和四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变化趋势,并测算了它们之间的耦合协调性。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各城市在高等教育和四大新兴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整体不够均衡的发展趋势,不同地区之间的耦合协调性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提出了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与四大新兴产业发展耦合协调性的建议。

俄罗斯关注教育法和科学法的协调发展

俄罗斯国家杜马教育科学委员2014年1月31日召开会议讨论教育与科学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协调问题。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在开幕致辞中说：“教育与科学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应该把这两个领域的法律法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他强调，《教育法》的实施和科学领域的变革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因此国家杜马必须时常对法律法规进行分析，以便找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症结。

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的互动共生已经成为趋势。在对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机理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例,利用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地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各省份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总体上江苏、广东、山东、河南、湖北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高等教育弱-数字经济弱、高等教育强-数字经济弱是主要的分布类型。(2)从全国来看,中国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水平仍相对较低。从省域来看,河北、广东、贵州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上升较快,而辽宁、福建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上升较慢,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较明显的梯队分布特征,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等级已经由以严重失调、中度失调为主过渡到以轻度失调、濒临失调为主。(3)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差异在逐步减小,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内部以及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最为显著。为了实现数字经济与高等教育的有机融合,促进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应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补齐数字经济短板;利用在线教育、数字化实验室、网络图书馆等多系统多平台,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核心技术优势,发挥相关省份的领头羊作用;建立数字化教育平台、推广数字化教育资源并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技术研发和产学研合作,缩小东部地区各省份在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上的差异;采用师生互访、联合招生、教育培训等多种手段,运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和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与帮助,缩小东西部地区在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上的差异。

推进普职协调发展:新《职业教育法》任重道远

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是新《职业教育法》对新时代职普关系的新定位,其根本目的是实现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夯实职业教育类型地位。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是对“职普比”大体相当强制分流政策的弹性表述,但不等于取消职普分流。应当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立法中这一表述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设置灵活机动的“职普比”、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向、畅通职业院校学生的发展道路、构建普职相互融通的“立交桥”四个层面把握职普协调发展的主要内涵。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抓手,通过新兴技术重塑职业教育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等,推进普职协调发展行稳致远。

落实新《职业教育法》把握职普协调发展的三个维度

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是新《职业教育法》的新规定,落实该项规定具有重要意义。类型教育、体系构建和经济社会发展三个维度阐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各有侧重,类型教育维度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要全面把握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同为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三个核心理念;体系构建视维度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需要在“体系内部”和“体系之间”两个方面着力;经济社会发展维度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服务现代产业发展、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技能社会建设等三个方面。

数字经济、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与中国经济空间不平等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因子法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和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具有降低空间不平等的总效应,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具有提升空间不平等的总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间接效应降低空间不平等水平,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高空间不平等水平,兼具有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且数字经济还具有削弱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水平进而降低空间不平等水平的中介效应机制。将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分解为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充分发展、公平不充分发展和质量不充分发展,并采用共同因子法处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推进职普协调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业教育法》)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为着力点,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互认。然而,目前普职协调发展受制于社会认知偏差、职教师资队伍建设薄弱、学生自我认知模糊等困境。为此,亟待通过搭建立体融通桥梁、创新多维机制、尊重个体差异发展等路径助推普职协调发展。

青海省高等教育科研创新投入与产出耦合协调研究

本文以《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1-2021年度高等教育科研创新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方法,对青海省高等教育科研创新投入与产出各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界定,并以此为依据,通过建立耦合协同度评估模型,对青海省高等教育科研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全面测度。结果表明,青海省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中度相关关系,且投入的各项指标对高等教育科研创新产出的作用存在差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投入和产出体系的耦合度较低;虽然大部分耦合协调度均为失调,但它们的失调状态却是逐年趋于理想的,到了2021年,它们又趋于“勉强协调”。

寻找合适的教育:普职分流如何走向普职协调发展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在文本中剔除“分流”而重新规定“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在新版文本的语境下通过澄清“普职协调发展”价值逻辑以纾解对政策的误读,分析阻碍协调发展愿景实现的认同危机、实践困境、执行脱嵌等因素以厘清关键要素,从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协同配置政策工具和保障政策主体利益等路径推进以勾勒出普职协调发展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