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对话、拯救与冒犯——评《卷耳集》兼论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

郭沫若1920年代的《诗经》今译之作汇编而成的《卷耳集》是沐浴于五四精神之中的郭沫若与古老的《诗经》之间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是郭沫若以现代精神和崭新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形式对《诗经》的重新诠释与改写。一部篇幅有限的《卷耳集》,却大胆挑战了或隐或显的各种偶象,这其中至少包括:自古以来将《诗经》神圣化的经学家;白话新诗的始作者胡适;由文学革命造就的一批新的文化思想权威等等。郭沫若以其《诗经》今译的文学实践,试图证明:文言与白话、新诗与旧诗之间并无绝对界限,完全可以相互诠释、相互沟通、相互融洽。郭氏的《诗经》今译以诗人自身的创作实践,表达了郭沫若对诗歌翻译问题的基本看法:反对笨伯式、注释式的诗歌直译,主张重在传达原作风神气韵的意译。郭沫若的《诗经》今译,是其诗歌翻译思想最初也是最成功的践行,并最终形成了《诗经》原作的艺术魅力与郭氏独特的艺术个性叠加之后的成果《卷耳集》。《卷耳集》不仅是郭沫若以时代精神对《诗经》作品充满个性的再诠释,也是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对旧诗经典的致意与挑战。

《卷耳集》之争与古代文学研究机制的生成

发生在1922-1924年之间的《卷耳集》讨论,背后隐藏着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和以郑振铎、顾颉刚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之间的时代争论。以“整理国故”为指导思想的文学研究会,对于古典资源的基本态度是以科学方法进行“整理”,而郭沫若借助《卷耳集》实践所呼吁的,则是以审美体验为本位的基本取向,这是《卷耳集》争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两种路径的碰撞反映了“现代”学者在“如何研究和定位古代文学”上的深入思考,呈现出古代文学研究“规范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张力。在百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论争,不仅能够使我们重温“新文学”的艰难创生,而且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机制等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中的诸多问题仍值得深入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