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为视角

2022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4条所设置的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是此次修法活动中的一大亮点。针对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其必要性在于此种行为引致的不法竞争损害,合理性体现为既有规范适用所呈现的约束不足。立足规范文本来审视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其主要面临着“单一规范中的内部不足”与“法律体系下的外部不足”两方面问题。寻求网络恶意交易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改进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明确界定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概念意涵;二是注重不同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范类型构建的区别与联系;三是确保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的外部关系协调。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代化及本土化——《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若干意见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目前正在修订之中,需要很好地总结国际反不正当竞争法历史演化中显露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在过去20多年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使该法得以现代化和本土化。据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保留若干具有不正当性、多发于基层市场的限制竞争行为条款;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赋予消费者组织以诉权;合理设计一般条款并慎重对待其行政执行;统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完善损害赔偿有关条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得与失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颁行的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经过24年的实施,已不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状况,因此迎来了首次修订。本次修法有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简称《反垄断法》)进行了完全的切割,实现了体例上的独立性;细化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适用性得以增强;完善了法律责任,明确了多种责任并存时的民事责任优先原则。但亦有失:在修法的幅度上仅可称为"小修小补",与经济发展状况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际需求仍有距离;竞争基本法地位未得到充分彰显,部分具体行业竞争规则的增加冲淡了其竞争基本法的色彩。除此之外,具体条文的修改也需要进行理性分析,以有助于条文的正确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完善的宏观思考

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完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自1993年12月1日实施以来,对于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该法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在该法制定之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和暴露,更难反映到法律中,再加上立法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从该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法律本身存在不少问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国际视野

1993年颁布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至今已逾廿载，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无不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既有的文本规范难以有效满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之需，因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修订不仅紧迫也实属必要。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重大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7月28日,由中国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举办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重大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的官员、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以及来自智库、律师事务所和企业界1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共分六个单元,分别是：（1）《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重大问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点解读

新法的实施将更好促进公平、诚信生产经营环境的营造,也将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长足健康发展。于2017年11月4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现行法自1993年实施以来的首次修订。24年来,我国市场竞争行为出现了哪些变化？与现行法相比,修订后有哪些与时俱进的亮点呢？关于基本原则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概念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中.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背景下竞争法的新发展

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市场竞争持续激烈化,市场参与者纷纷树立起较高的竞争意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眼下为维护市场经济稳定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但其仍然还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等发展问题。而随着我国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新修订,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内容进行量化和细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发展。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通过从阐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发展问题入手,结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新时期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简要分析研究。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了 招标投标当事人应注意这11个点

与政府采购活动密切相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7年11月4日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还敢0元报价、1分钱报价、超低报价吗?供应商如果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谋取中标将会产生什么法律后果?赶紧看看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视野下涉数据不正当竞争条款探析

以大数据、云计算、信息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加持下的智能经济,将会是经济的发展方向。作为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底层架构与核心因素,数据已成为与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并列的生产要素,也当然是经营主体进行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与核心竞争要素。2022年11月2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18条即为商业数据保护专条。2024年5月6日公布、自2024年9月1日施行的《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19条也为涉数据不正当竞争条款。当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进行的第三次修订,是否以及如何构建涉数据不正当竞争条款备受关注,对加强数据权益保护、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的竞争规则构建——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为视角

数据竞争规则的构建,应置于“法益—权益—利益”的分析框架之下。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经历第三次修订,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本次修订增加了若干数据及数字经济条款,这些条款中的诸多内容系已有司法实践规则的提炼与总结。《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益包括竞争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三重结构。对于数据反不正当竞争,应首先认定经营者的数据权益,进而判断其他经营者的相关行为是否影响其竞争优势和竞争利益,同时兼顾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考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8条为数据专条,规定了商业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则,是亮点之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立法—司法”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从而弥补法律漏洞,完善规则建构。

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引言2024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2024年政府十大工作任务的首要位置。这一战略部署充分彰显了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引领作用,为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和关键着力点。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辩说

“公平竞争权”一度也曾被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主流观点大行其道,但随后逐渐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法益论”,不过最新又出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保护权利和法益的双重保护客体论的异军突起,值得发人深思。权利概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引入其实并不必然会带来权利与法益的二元保护客体的区分,并不意味可以将竞争法重新纳入传统侵权法“抽屉”中僵硬地区分权利和利益侵害并为其设置不同责任构成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侵权法渐行渐远而更加彰显出竞争制度保护法的特点。基于霍菲尔德、康芒斯对被滥用的权利概念的厘清,目前数字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可以清晰揭示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不受扭曲的自由竞争的制度保护法益为客体。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构建与完善

商业数据赋权保护的探索阶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商业数据专条”具有现实必要性。基于“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相似性,需要在制度层面完善“商业数据专条”,区分两条款的适用范围,明确两条款的适用关系。确立商业数据保护以交换价值为导向;明确商业数据客体为“数据产品或服务”;增设商业数据“可公开性”要件,区分商业数据“技术管理措施”要件与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要件;以“秘密管理的意思”和“公开的客观状态”为判定要素,对“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适用关系予以类型化处理。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域下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目前,学界就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的探讨和争论颇多。现有路径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过宽,其抽象性与商业数据纠纷特性适配不足,赋权保护过严且理论基础不坚实、激励效果欠佳,无法为商业数据权益提供适度保护。相较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商业数据专条系一条明确性与制度弹性并重的折中保护路径,不仅构建了更明晰的权益保护范围、行为正当性标准和利益衡量准则,较《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确定性更强,且更关注竞争行为的不法性及对多方市场交易主体的影响,较赋权保护更有利于平衡商业数据的保护与流通。构建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规则,应进一步完善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构成要件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对虚假宣传规制的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虚假宣传行为应受到严格的规制。重点从虚假宣传的定义、分类入手,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的规制措施,包括禁止虚假宣传、处罚虚假宣传行为、加强监督执法等方面。同时,探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规制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包括执法困难、处罚不严格和规制力度不足等问题。最后提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的规制,主要包括加强虚假宣传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增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提高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等。

数据财产权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我国民事立法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规定尚处于空白状态。以我国首例非法调用服务器API接口数据贩卖牟利案为切入点,探讨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究竟应采用财产权保护模式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这一争议。从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采用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获得审判实务证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数据侵权纠纷案的司法实务经验及立法规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在立法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对数据利益分配和侵权司法救济进行规制,无需创设复杂的、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构建既能较好保护数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的数据保护制度。

商业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现实困境、应然模式与制度建构

商业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对其采取何种模式的法律保护是当前的难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商业数据法益保护性质具有不确定性、一般条款保护过于抽象导致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我国商业数据保护应在现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础上增添体系化的数据专章,明确商业数据权益保护的构成要件;从行为效果和行为性质两方面,运用三方利益衡量及比例原则,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在推进商业数据保护规则体系化、明确化的同时兼顾灵活性,以最大化发挥数据价值。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创制性商业道德标准的重塑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创制性商业道德,“去道德化”的观念与实体法的体系相违背,其主张的纯粹利益衡量范式造成司法实践的“二律背反”困境。对此,应当重塑创制性商业道德的标准。道德包含强调主观动机的义务论和强调客观结果的后果论,与之对应的创制性商业道德包括经营者主观过错和竞争行为对核心利益的损害两方面内涵。经营者主观过错的核心标准是行为的特定针对性,合同关系和同业竞争关系可作为参考;对核心利益的损害包括对消费者自由选择能力与其他经营者业绩竞争能力的损害。当下,我国的司法实践零散体现出创制性商业道德的部分考察要素,但尚未形成系统性判断思维。

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困境与破解--以构建著作权法保护路径为视角

我国司法实务对商业数据的保护,一般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为主,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却存在弊端,呈现司法适用的“两种极端”。除此之外,针对商业数据的保护路径,学界还提出了“财产权保护模式”“使用权保护模式”以及“数据权保护模式”,但各有缺陷。因此,在尊重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相关主体应当考虑构建商业数据著作权法保护路径,具有独创性的商业数据属于汇编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无法体现独创性的商业数据,应当设立邻接权进行保护。同时,相关主体要依托著作权法框架,注重对权利的限制,避免权利的滥用,从而推动商业数据产业的发展,促进商业数据的流通与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