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的法治隐忧与消解——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吸纳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形成与以往犯罪治理模式不同的权力路径。第三方平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形成了治理权力和犯罪控制义务并存的一体两面的主体责任,其由案外人身份向治理者身份、由辅助功能向治理功能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其在犯罪治理中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力。但第三方平台权力的行使可能引发在权力专属原则、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程序规范、权利保障要求等方面的法治隐忧。为消除隐忧、促使新法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合理界定第三方平台的角色,科学划定第三方平台权责,及时完善权利救济规范。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银行业机构账户管理的预期影响分析

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高发频发,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以下简称《反诈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审,今年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二审;9月2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反诈法》立足于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对电信、金融、互联网行业主体责任进行了明确,旨在合力对电信网络诈骗以重拳打击。本文基于当前银行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现状,研究分析《反诈法》颁布实施对银行业机构账户业务的预期影响,提出相关思考建议。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立法背景与反制逻辑

2022年9月2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出台并将于同年12月1日生效。基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猖獗和规范供应缺位的实然背景以及为推进法治建设的美好期待,立法构筑了以构建预防性法律制度、融合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建设、加大违法处置力度以及注重人道主义关怀为核心的反制逻辑,力图聚焦社会痛点,回应人民关切,以期天下无诈局面的早日实现。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商业银行的合规管理影响与建议

2022年9月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下简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法注重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对商业银行健全反电信网络诈骗内控制度,强化银行账户、外部欺诈、反洗钱等事项的合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行政处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存在破案率低、出境打击困难、止付挽损迟延性高等问题。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方式,寻求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协同作业的新模式,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明知”认定标准模糊、行政处罚程序混乱、行政处罚金额差距过大、行刑衔接仍有滞塞等一些问题。经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分析,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真实案例等,探讨该法弥补行政处罚的缺位对个人产生的行政责任影响,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对“明知”的推定加以限制等优化对策,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答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时代之问——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不仅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关键一步,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对网络综合治理内涵进行解读,并对网络综合治理立法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加以评析。网络综合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伴随新技术新业态新问题不断涌现,要在深化网络综合治理理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相契合认知基础上,在反诈实践中探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激发共治主体的能动性,实现共治机制的长效性,发挥共治工具的有效性,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贯穿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之中,以构建网络安全社会治理共同体,回应时代之问。

大学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信息的行为和效果研究——以杭州21所高校为例

对反电信网络诈骗信息进行宣传是增强高校学生防范诈骗意识和认知的有效手段,提高其学习的行为意愿是直接目的。文章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说服性传播效果理论搭建研究框架,结合现实情况,从信息接触、媒介接触广度、直间接经验、自我认知、服务满意度五个维度出发,以杭州21所高校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研究,找出影响其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信息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对如今的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效果做出评估。由此得出结论:未接触过反诈宣传信息的大学生的信息学习行为意愿比接触过的大学生高;媒介接触广度对信息学习行为意愿无显著影响;直间接经验和服务满意度正向显著影响信息学习行为意愿;自我认知负向显著影响信息学习行为意愿,并且根据统计得知,杭州高校的学生对如今的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工作较为满意。

关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查用谋的思考

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仅从技术层面创新侦查技战法、优化侦查技术策略存在一定局限。公安机关应秉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在进一步强化信息技术作用的前提下,高度重视侦查谋略在此类案件中的运用和创新。运用侦查谋略,能够弥补信息技术手段在侦查中的不足,充分发挥侦查主体智慧优势,进一步查明案情、获取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侦查此类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应审时度势、因势设谋,通过攻心夺气、奇正相合、示形用佯、迂直相寓等谋略,积极主动开展谋势、谋人、谋事、谋证等方面工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安全理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拓宽了国家安全的外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反诈骗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其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因此深入探讨其所引领的安全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识别法律条文中所规定的安全形态,发现《反电诈法》安全理念的具体特征体现为以人为本的目标导向、预防为主为根本理念、多个部门协同治理的治理模式。

基于时空知识图谱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模型构建方法研究

对于运营商而言,如何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文中将时空维度引入知识图谱技术中,通过时空特性建模、时空数据处理、节点间关系构建等,构建了一种反电信网络诈骗模型,可有效地应用于诈骗电话检测、诈骗网址检测和高危用户预警等场景,以提高运营商的反电信网络诈骗能力。

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信息素养与学科差异:基于大学生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效果研究

选取昆明市呈贡区360名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究当前针对大学生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效果及其在不同高校和学科门类间的普适性。结果显示,大学生防诈素养及信息素养较高;具有易获得性、互动性和趣味性的宣传形式更受欢迎;反诈宣传在不同高校间普适性较好,在人文社科类高校及其学生群体中表现出相对显著的效果。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理念调试与路径抉择:一个技术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严厉打击下仍然呈现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当前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基本遵循重罚打击、事后回应的传统模式,面临规定僵化、取证困难、管辖权难以确定、财产保护滞后等困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理念革新与路径选择入手,倡导符合革新治理、精准打击、源头治理等要求的治理理念,通过构建反诈知识图谱、强化易感人群识别、升级网络拦截技术等路径,不断强化技术支持,从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方位技术防范机制。

电信网络诈骗主要类型以及金融机构防范措施

文章主要概述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类型及交易特征,总结各种类型电信网络诈骗交易甄别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并介绍当前金融机构在识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措施。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分析及关键要素识别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位运行,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现有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的研究大多应用思辨方法,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在获取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应用扎根理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进行质性研究,能够较为客观地建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分析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应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范畴和概念的权重,确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中的关键要素,从而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的质性+定量研究。研究结果对于正确认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防、管、治、建、宣”综合治理成效,合理调整政策导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数字治理的刑法介入模式——以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变革为例

中国网络犯罪治理大转型的“波兰尼时刻”已经到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实践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控制数字技术到净化数字生态、由单一的刑罚制裁到多元的部门法合作,驱动着网络犯罪治理从事后治理迈入数字治理阶段。刑法介入网络犯罪治理的核心问题也由规制范围的选择转变为与数字治理的不匹配,这一问题难以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折中的法律内部视角解决,而是要在法律与治理的互动关系中探索更具数字化、更具想象力的答案:刑法应以间接治理的介入思维取代对网络平台犯罪预防义务的直接审查,重点评价网络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对公共义务的实质性履行;突破一律从严或一概从宽的泛化惩处思路,根据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数字化特征,确立更富针对性的评价尺度;超越刑法规制抑或行政规制的部门法分立视角,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新思维探索刑事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的协同作业模式。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困境与回应——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视角

面对经年肆虐的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犯罪治理工作历经以公安为主体的常态治理、专项治理,再到政府统筹,公安主导,金融、电信、互联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综合治理形态的转变。在犯罪治理过程中面临诈骗手法迭代、犯罪渠道多样、信息多方泄露、技术对抗被动、黑灰产链条深化及产业化嬗变等治理困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立法思路、处断原则、机制构建等方面的规定,明晰地回应了当前犯罪治理实践中的困境,对推动立体化犯罪治理格局的建立与完善意义重大。

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处置机制的反思与优化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颁布为涉诈资金处置机制的法制化建构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但现行机制存在涉诈资金查控准确性不足、相关主体权利保障不足的缺陷。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立法适用性不足、现有规范在形式方面位阶较低、规范内容存在缺失。涉诈资金处置措施的设定和实施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冻结资金的返还应遵循民法上的资金权属与返还请求权优先规则。该机制的完善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完善涉诈资金处置措施启动条件和解除程序,强化权利主体的程序参与和权利保障,构建科学规范的涉诈资金返还规则。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实现路径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我国在数字社会中进行前端防控犯罪治理思路的典型转型,其中构建的信息监测共享机制成为政企多方协同治理的范例。该机制授予企业组织一定程度以个人信息工具化利用为特性的用户信息控制权,使得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其结果可能表现为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被迫落空。在信息监测机制通体流程解构为“信息实名-信息留存-风险信息识别-风险信息核验-风险信息共享-中止服务”的程序链条中,包括安全义务主体、信息处理目的、信息留存时限都与删除权的权利场景不相协调。其疏解路径应当分别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两法规范体系内进行思考,明确在法理和规范性解释下法定个人信息利用行为对信息删除请求权抗辩的合理性,厘清信息监测共享机制中与义务主体、内容有关的模糊地带,同时对信息留存的时限与方式给予上限性规定,实现两法以个人信息保护为核心的共同意志。

“反制技术措施”的内涵及法治实现——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

基于数字技术,“反制技术措施”实现了犯罪治理的系统重塑。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反制技术措施”具有“技术治理”和“多元治理”双重内涵,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技术优势及数据优势,在行为入口、信息通道、资金出口等关键节点建立监管屏障,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前端防范和全链打击。作为数据权力的一种运行模式,“反制技术措施”在高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可能面临数据使用的不公平对待以及义务履行的比例失衡问题。对此,应遵循数据正义理念,从权力运行的制度规范、申诉审查的程序完善、义务履行的责能匹配三个方面推动“反制技术措施”的法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