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经籍志》“增补《古今书录》”说辨误

《旧唐书·经籍志》为《古今书录》之节本这一学界定说,有《旧唐志》总序及大序的相关说明作为坚实的依据。牛继清先生对此却以“编者的疏漏”为由轻率地加以否定,而提出了《旧唐志》对《古今书录》有所“增补”的新说。其依据是《旧唐志》今本各小序所载著录图书的部、卷数目大于总序及大序所载之数目,以及《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大序所称“著录”部分为“八百五十七部”正好与《旧唐志》史部各小序所载著录数目之总和相符。但牛氏前一个依据是建立在小序所载著录之数目必须正确无误的假设基础上的,后一个依据只是一个无关的巧合,因此这个“增补”说,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牛氏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出的《旧唐志》所增补的十八部著作,也只是怪异逻辑推导下产生的错误结论。

对《古今书录序》的几点驳正——兼及《群书目录》质量的讨论

毋 煚的《古今书录序》,是迄今为止对《群书目录》的权威评论 ,然仔细甄别 ,可发现其中充满了过激之辞的指责 ,颇失公允 ,此文通过考证 ,对其几点不当之处进行驳正 ,尽量客观地还《群书目录》的本来面貌。

《旧唐书·经籍志》增补《古今书录》考

《旧唐书·经籍志》历来被认为是《古今书录》的节本,这种认识也影响了对其的研究与利用。对《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之部、卷数作深入细致的统计,并参照《新唐书·艺文志》等目录学典籍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旧唐书·经籍志》的编撰者在《古今书录》原著录书的基础上,增补了二十九部开元以前的唐人著作。利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与“不著录”的区别,可以确切考出《大唐新礼》、《紫宸礼要》等十八部《旧唐书·经籍志》增补的著作及其卷数。

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与总集观念演进

分析了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情况,考察了唐代古典目录学中总集观念的演进,认为唐代处于转折时期。《隋书·经籍志》将《七录》总集、杂文二部合并为总集类,同时著录多体与分体选本、解释评论之作以及单篇、一人作品,总集范围得以扩大。毋煚《古今书录》延续总集类名,但对所著录文献多有增删,评论著作也被有意识地移置总集类之末。从《隋书·经籍志》到《古今书录》,选本、评论著作的位置发生迁移,呈现出从选、评文章到选、评分列的总集观念动态演进,进一步为宋代总集观念的定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开元四部录》考辨

北宋馆阁编纂《崇文总目》是以唐代《开元四部录》为仿照对象,但据我们考辨的结果表明:宋人所谓《开元四部录》,实为唐人毋煚编纂的《古今书录》,而非开元年间由殷践猷等奉旨修纂的《群书四录》,更非除此之外的其他目录类著述。由此可以断定:流传至宋代的《古今书录》对编纂《崇文总目》的影响最为直接而深巨。这一结论的确定,既可得见宋代前后解题类目录书编纂体例的演进轨迹,又可推进学界对解题类目录的深入研究。

唐代杰出的目录学家—毋(日巨火)

唐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先进、文明的国家,自唐太宗贞观以来一百多年封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达到了顶点。正是在这“盛世”时期,出现了一批颇有造诣的目录学家,毋(?)则是其中最有建树的一员。

《旧唐书·经籍志》研究三题

不论是在史志目录典籍中，还是在现存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都是时代较早、价值较高的一部，但是《旧唐志》历来却并不受目录学家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从分类的角度讲，它基本承袭了《隋唐‘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的四部分类法，没有大的变化；从著录图书的角度而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