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氏六帖》引《古今注》的文献价值

要五代义楚编撰的《释氏六帖》引用了许多《古今注》释义,这与今通行本《古今注》多有出入,本文从辨伪、版本、辑佚、校勘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其征引情况,认为《释氏六帖》所引《古今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西晋时期的乐府诗批评——以荀勖《荀氏录》与崔豹《古今注》为研究重点

荀勖《荀氏录》与崔豹《古今注·音乐第三》,是西晋乐府诗批评中的两种代表作。《荀氏录》所反映出的荀勖之于乐府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与《宋书·乐志》、《晋书·历律志》等之相关记载,共同构成了荀勖"古今并重"乐府观最为本质的内核。崔豹在《古今注·音乐第三》中对19首乐府诗的题解,不仅首次将"前乐府"与汉乐府合而为一,同等对待,而且开对汉魏乐府"题解类批评"之先河,影响深远。

东汉灾异的早期记录——从原始史料到伏侯《古今注》

东汉一代有着较为完备的灾异记录制度,这包括灵台的天象观察、郡国的灾异上报、刺史采取灾异以及特使查访灾害,最后由太史令"掌记之",从而形成了原始的灾异史料。这些灾异史料随即为东汉的"注记"与"起居注"所采用,成为官方史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伏侯利用其与修《东观汉记》的便利,即仿照官方之"注记",撰成《古今注》一书。该书之记事,以灾异、祥瑞为其大宗,虽不曾为《续汉书·五行志》所采用,却是了解东汉官方灾异史料的重要参考。

《伏侯古今注》辑文及相关问题考辨

东汉伏无忌著有《古今注》,史称《伏侯古今注》或《伏侯注》;西晋崔豹亦有《古今注》,唐人周蒙也著《续古今注》,五代马缟又有《中华古今注》,因为文献亡佚原因,上述诸书内容混淆不辨。唐代至北宋,崔豹《古今注》影响逐渐扩大,伏侯书则逐渐湮没无闻。元代时,马缟《中华古今注》较为流行,导致崔豹书濒临亡佚。伏侯书在清代出现辑本,宋刻本崔豹书也被学界发掘出来,而周蒙的《续古今注》则完全被埋进历史的尘埃。马缟在书序中宣称自己作书继承崔豹,为其书“添其注,以释其义”。周蒙书仅存3条佚文,内容与崔豹书相近,基本可判断其《续古今注》是崔书之续作。关于这“四注”还有很多疑问,而弄清其源头——《伏侯注》的相关问题则很重要。

古今字研究应该重视出土文献——以颜师古《汉书注》古今字研究为例

本文以颜师古《汉书注》中的五组古今字“粤/越”“替(朁)/僭”“■/堪”“悳/德”“菞/黎”为例,具体说明出土文献在古今字研究中的价值。

清风徐来 “扇”出精彩--扇面作品的认识及书写

扇子,早在舜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晋朝崔豹《古今注》中说:“舜广开视听,求贤人自辅,作五明箑(shà),此箑之始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解释:“箑,扇也。户部曰扇、扉也。扉可开合。故箑亦名扇。方言。”也就是说,扇子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是人们常用的工具。根据《淮南子·精神训》中记载:“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无用于己。”

“瓢針司南酌”的考古和文獻新證

通行本王充(27—?)《論衡·是應篇》曰:'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然而,所有已知的楊文昌刻北宋修本、南宋乾道本、元小字本、三朝遞修本(明補)四種早期版本,在長達幾乎五個世紀的時期内,都作'司南之酌',而非'司南之杓'。《太平御覽》卷762和卷944的引文分别用'勺''杓'解釋'酌',都用'柄'解釋'柢'。

张骞持归西域乐曲《摩诃兜勒》考

张骞从西域传回乐曲《摩诃兜勒》一事,目前还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分歧的基点在于对今本崔豹《古今注》真伪的态度。《古今注》是不是伪书,张骞得曲是否为伪事,这显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只能以该事件为中心进行考察,不能草率地认为《古今注》为伪书,该则为伪事;或该则为伪事,《古今注》为伪书。“否定说”的论据存在漏洞较多,不宜贸然否定。《摩诃兜勒》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持归,来源于中亚少数民族,是在融合众多元素的基础上孕育而出的新乐曲,是可以展现威仪和激发士兵斗志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