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与《古史考》

谯周是我国三国时期的“通才达学”，所撰《古史考》（已佚，有辑本）曾“与《史记》并行于世”。本文在考明谯周生平的基础上，着重对《古史考》进行了研究，认为：《古史考》乃通考古史，而非专纠《史记》之谬；除考史之外，还多考古制，并兼杂考。其对《史记》的考辨，除纠史之外，还对部分记载不详的地方有解释性的补充与说明，对地名有所考究，对太史公论赞亦有纠驳。其考多确实可信，有较高学术价值。

《史记》三家注对文献“辑佚”和《史记》考实的贡献—以谯周《古史考》辑佚为例

论文说明了三家注对《古史考》的引用在甄别、补充《史记》的某些史实,理解《史记》的历史观以及时地望、典制的考证等方面均有益处,籍以窥见《史记》三家注在历史文献学史上的地位。

谯周《古史考》析论

谯周所撰《古史考》,是一部立意辩驳《史记》的著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的历史考据之书。《古史考》虽然亡佚,但根据现存的90余则佚文,仍可以大致辨析和判断该书的性质、内容和史学地位。此书体现出谯周基本实行了以儒学经传为依据的历史考证,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求真、务实精神。此书作为一部整体上开创历史考据的专著,在其成书时代是学术超前性的,所以著述旨趣没有为唐代学人所理解和继承,以致于降低了影响,使历史考据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学科的产生被拖延迟滞。

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

考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尽管目前我们尚难理清其源头,但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像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从事著述时,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史料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只是他们没有把考证的经过和取舍的理由写下来.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有关考证的专著要算三国时蜀人谯周的《古史考》及西晋司马彪对《古史考》的考辨了,《晋书·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另外,从裴松之在《三国志注》

研究古史中的两种古籍《绎史》《尚史》

余在书库整理古籍中,所见到研究古代史的旧籍,有司马迁的《史记》各家书目著录的版本很多,宋庆元建安黄善夫刻本,是有集解索引正义,商务印书馆曾以影印,除百衲本《二十四史》外,尚有单行本按原书尺寸一样大影印.《史记》起唐虞三代,而实绩可详者,实断自《春秋》而取材于左氏,《通鉴》则托始于战国,而《左传》下离战国一百三十多年,中间一无史籍,《战国策》又片断记载,不著事实发生年代,前此另有蜀汉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两书皆佚,以后宋胡宏《皇王大纪》罗秘《路史》吕祖谦《大事记》金履祥《通鉴前编》等,残至清初则有马宛斯(骕)

清代后妃车轿

车轿最初仅仅是作为交通工具而出现的,所谓“黄帝作车至少(白白本)始驾牛,及唐陶氏制彤车乘白马, 则马驾之初也”。(顾颉刚《古史考》)其後,车轿就逐渐演变成为等级权力的象徵,“有虞氏御天下,车服以庸,夏则黻冕致美。商则大辂示俭,成周有巾车、典辂、弁师、司服之职。天子以之表式万邦,而服车五彩,下逮臣民。”(《明史》卷六十五)自周制五辂(即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规定五辂车轿为天子所专用,任何人不得僭越,此後历代相沿。无论举行盛大典礼还是出巡,都要陈列车轿,以示声威。作为“母仪天下”的后妃,自然也不例外,其车轿装饰豪华,典雅堂皇,威严独尊。 在介绍清代后妃车轿之前。

古代驾车的马与马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据传黄帝时已知作车(参谯周《古史考》),而春秋薛国始祖奚仲就曾是夏的车正(见《左传·定公元年》及《荀子·解蔽》).这大致能说明车的发明和使用在中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古代的乘车具有特定的乘员配置和礼数,我们在《古车的乘员和乘车习俗》(《文史杂志》95年第1期)中作过介绍.下面将谈的是驾车的马匹及相关器具.马用于驾车究竟始于何时,现尚难断定.据出土的商代实物观之.商车主要以马为动力是绝无问题的.商代车马坑中,大都埋一车两马,这大致可说明商车一般只驾两马.到了商末周初,驾马数有所增加,开始出现一车四马.一车四马也正是周代车驾的常例.驾马数的增益减损与车辕的形制有关.商周之车基本上是独辕(或称“辀”),驾马数相对较多,至少两匹,分驾辕的左右.双辕配单马的车驾,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这在甘肃秦安的秦墓中见有可以援以为据的实物(参《甘肃平凉庙庄的两痤战国墓》,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漫谈中国的酒令文化

酒是一种用粮食发酵酿制而成的特殊饮品,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蕴与特殊功效。我国是历史上最早懂得酿酒的国家之一,相传早在夏朝大禹时代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了。《世本》说:“仅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古史考》也云:“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秫是一种粮食作物,即高梁。周代不仅有酿酒饮酒的风气,而且还设有酒官。《周礼·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

清華戰國竹簡《楚居》中的酓■、酓執和酓綖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楚居》,[1]是一篇失傳的重要楚國歷史文獻,不僅豐富了人們對楚國歷史的認識,而且也解決了一些歷來有争議的問題,如本文要討論的酓■、酓執和酓綖,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酓■、酓執和酓綖見於《楚居》5—6號簡,爲了討論方便,我在整理者李守奎釋文的基礎上,將有關的簡文一併重新釋寫於下:

万卷楼与陈寿

南充又名果城,自汉唐以来,人才荟萃,有在西汉景帝时,首创浑天仪,证明天体运行规律的天文数学家落下闳;有在蜀汉时,精研经史,通晓天文地理,作《古史考》的谯周;有蜀汉武将王平。《三国志》作者陈寿读书归隐著作遗址也在南充。

漫话“酒调味”的魅力

众所周知,“酒”作为“杯中物”,溢出的“酒文化”历史悠久,风采魅人。 然而“酒”又作为“锅中物”,以奇妙的风姿,在调味领域中焕发出的魅力,绝妙地丰满了“调味文化”。显示了醇雅姿美、韵味十足的“酒调味”魅人风采。 说起“酒调味”,不能不提中华酒史中的一位名人仪狄,在三国《古史考》有载:“禹时仪狄作酒”可见仪狄是夏禹时代的著名酿酒人。在记述上古至春秋君臣世系的古籍《世本》中,也有“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此句绝妙地点出了仪狄开创“酒调味”的精彩一笔。有人把“始作”解释为“发明”,称他为酿酒发明者,中华酒史中也确有把仪狄与杜康两人奉为酿酒发明者一说。在晋江统的《酒诰》里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曰仪狄,一曰杜康”;在明冯时代的《酒史》里也有:“酒自仪狄杜康始”之说。但仪狄比杜康高明,杜康只把酒成为“杯中物”,而仪狄始作酒时,不仅使酒成为“杯中物”,更能令酒“变五味”!何谓“变五味”?据宋《太平御览·饮食部》王仁湘释:“变五味:调和五味。五味,即成、苦、酸、辛、甘。”可见“变五味”即为调味,此说如成立,则酒问世时,已同时被仪狄研究出有能“变五味”的功能,从而确立了酒的“调味品”身份,成为“酒调味”的先驱。然而据近代考古证实,仪狄为“酿酒发明者”?

汉代铜弩:中国古代远程“大杀器”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武器的作用堪比现代武器步枪,那就是弩。它是古代兵车战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弩是在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比弓的射程远、杀伤力强、命中率高,并克服了人拉弓时因体力受限而无法持久的弱点,起到了“延时装置”的作用。《说文解字》中就讲道:“弩,弓有臂者。”《古史考》记载着“黄帝作弩”,但缺乏实质证据。《礼记·缁衣》则引《太甲》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这是商代初年关于弩的记述。

甲骨文里的造车史

中国古车的发明,学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由西方传人,二是中国本土起源。有意思的是,持西来说的,常常以马以及马车的传人等同于车的传人。马车等于车吗?显然不是。持中国本土说的大多有一个弱点,即其主要依据是史籍文献,诸如《古史考》《世本·作篇》里所载的“黄帝作车”“奚仲作车”。因缺乏考古发现的实证,这些说法常被人认为是著述者的杜撰。未经考古证实的都是杜撰吗?显然也不都是。

商代早期车辙及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

偃师商城遗址坐落在河南偃师市市区西侧，是一处著名的商代早期城址。１９９６年５月至１９９７年４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在城东北隅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南北长７０米、东西宽１５米的范围内，发掘出商代的城墙、城壕、道路、车辙、排水沟、夯土...

车的杂感

车的杂感●平白车这种物什，据说是咱们老祖宗黄帝发明的。《古史考》说：“黄帝作车引重致远”，有了五千年的历史。再往后，“少昊时加牛，禹时奚仲为车正加马”，有了牛马驾驶的车。孔夫子教授“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术”，“御”是赶车的技术，他的弟子...

中国市场的起源

中国市场的起源市场，我国古代称作市井。《全唐诗》有＂堤绕门津喧市井，路交村陌混樵渔＂之句。市，《说文解字》解释为＂买卖所之也。＂《古史考》说是＂神农作市＂。此系传说，很难考证。不过神农氏大约处在原始社会的中石器时代，这时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耕作，人们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