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古诗十九首》的时空书写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标志文人五言诗成熟的里程碑,诗歌内容多表现羁旅途中客游他乡的感慨、文人的彷徨失意、游子思妇之间的离愁别绪和相思之苦等情感,尤其善于利用时间的流动变化和空间的转换转移来推进诗歌内容,深化诗歌感情,对于时空的描写是其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本文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出发,审视《古诗十九首》中的时间书写和空间书写,挖掘隐藏在时空之下的生命意识和悲剧意识,探寻诗人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深层情感。

《古诗四帖》:挥毫落纸如云烟

草书《古诗四帖》,五色笺,墨迹本,高29.5厘米,宽195.2厘米,共40行,188字,其内容为南朝诗四首,无款。传为唐代张旭狂草之作,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张旭,字伯高,又字季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初任常熟县尉,后官至金吾长史,故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外孙女,也是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出身书法世家的张旭精通楷书,最善草书。

仿《古诗十九首》译莎翁商籁十九首

莎翁商籁以五步抑扬格为基本韵律格式,如中国旧诗一般,对格律也有着“诗律伤严近寡恩”的要求。译者从一位格律诗人的创作体验出发,仿风格苍凉的五言古风《古诗十九首》,偶取《子夜歌》句意,在语风、韵律上最大限度地调动中诗元素,以归化审美为鹄的,试验性翻译了19首莎士比亚商籁。本组商籁中,新译的有10首(第28、29、30、44、57、60、64、71、81、109首),余则取自译者的中英双语旧体诗文译文集《昔在集》,略有改动;英文原文以新剑桥版为准。

从色彩感知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文人创伤记忆的时空积累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具有随时空的累加效应,从抒情中汉末文人的群体创伤记忆也得以体现。这群文人,或随着物转星移强化创伤,或以诗歌抚慰创伤,两种心态均产生了十九首诗作中不可释然之悲,并使人共情,催人泪下。本文试从色彩感知角度入手,通过《古诗十九首》的色彩语言分析其群体创伤与时空观念。

讽寓阐释的异域回响——江户时代《古诗十九首》日本注本考论

江户时代产生了四部《古诗十九首》的注本,其中两部是汉文注本,另两部则是假名注。本文对两部汉文注,即原公逸的《古诗十九首解》、石作贞的《古诗十九首掇解》的学术背景与阐释特色进行了考论,发现这两部注本皆注重对《十九首》进行"讽寓阐释"(allegoresis),多从君臣关系、君子-小人的角度来解诗。江户时代四部《古诗十九首》注本至少有三部与当时的折衷学派有关,折衷学派不满当时的"古文辞学派",不喜流行一时的伪唐诗、明诗,揭橥古朴的《古诗十九首》应是出于此目的。

试论曹丕为部分《古诗十九首》作者之可能性

曹丕是帝王身份的文学家,作品多有流失。《古诗十九首》至今未定时间和作者,然其中有与昔日建安文人在西园聚会相似的描述,且与曹丕的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多有相通之处。通过将部分“古诗”与曹丕作品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有属于他的风格烙印。以往学者猜测《古诗十九首》为曹植、王粲等建安诗人所作,而今“建安说”和“感甄说”混淆,根据曹植是部分“古诗”作者的情况推论不存在的“植甄隐情”。通过逻辑分析,可撇清“建安说”和“感甄说”的关系,论证“建安说”的合理之处。结合“古诗”相关“数据”,从词汇和语境上综合分析,其中几首或为曹丕所作。

中古士人的拟诗与《古诗十九首》经典化

《古诗十九首》经典地位的奠定一般认为始于《文选》。无名氏“古诗”自汉末产生以来,其经典化历程逐渐开始,六朝诗人的拟诗充分反映了后人对其接受的高度热情。在历次模拟过程中,拟作者身份各异,参与度广,以陆机为代表的士族拟诗对其经典地位进行了初步“建构”,陶渊明、鲍照等寒庶阶层的拟诗对士族推崇的经典进行解构、推衍,齐梁时期士庶之间的融合导致对其进行重构并产生类群化作品。《古诗十九首》的经典之旅是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复杂循环,经典的地位是不断动态变化的,是士人阶层分化、调整以及诸多社会文化力量博弈的产物。因此从中古士人的拟诗来探索《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化应当具有典型意义。

百年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古诗十九首》的选编与传播

1907年至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古诗十九首》的选编经历了萌芽、繁荣、缺失、复兴等阶段。消极的思想倾向、贵族文学的定性、鉴赏的难度、文学经典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养成,分别是阻碍和推动《古诗十九首》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体系的力量。中学语文教科书从中所选篇目以男女爱情与夫妇离别的主题为主,《迢迢牵牛星》的选录频率最高;教科书助读系统中主要包括《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及作者的考证、文学史地位的介绍、文学欣赏的指引等内容。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选编与传播过程中,《古诗十九首》所蕴含地对人类普遍情感的书写、对生命的尊重、对家庭的珍视、对生死的思考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古诗十九首》季节与抒情研究

《古诗十九首》中涉及季节的诗歌有十五首,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四季的变化,展现时序更替的自然景物图,使得大部分作品中的季节与情感产生了微妙的互动。诗人多用具有物候特征的事物来暗示事件发生的时节,在渲染诗歌感情基调的同时,为后文情感的抒发埋下种子。物象随季节而变更,诗人的心绪随四时的变化呈现季节性特征。在不同的季节,诗人抒发不一样的思想情感,在春夏时节多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在秋季多表达沉沦失意的痛苦,冬季则多是闺怨相思的诗作。在这些复杂的情感当中,以悲情为诗歌的基调,这也是季节性抒情的另一特点。诗人们对生命的体悟、对人生的追寻,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季节不仅影响着诗人的情感,也成就了《古诗十九首》独特的抒情特色和艺术魅力。

浅谈《古诗十九首》诗歌中城市空间的文学意象

汉末文人生活审美意识的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其体现在对城市空间的描写中,即赋予了城市空间较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在细读诗歌的基础上,本文将诗歌中的城市空间意象分为三部分:城楼内的束缚、城楼外的隔阂、心理空间的超脱。

《古诗十九首》与阮籍《咏怀诗》之比较

在波谲云诡、战争频仍的东汉末年,儒学社会局面崩塌令大量文人志士失去信仰支撑。在此背景下,儒家主张的“哀而不伤”文风渐渐消散,生命苦愁情绪再次涌现,其中《古诗十九首》便是抒发生命忧患意识的代表作品。在《古诗十九首》中,不少诗句思想消极,基调低沉,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但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是中国五言诗的典范。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与东汉承接的魏晋时代依旧风云变幻,名士阮籍延续时代意绪发出忧生之嗟,一生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并将毕生坎坷与超拔哲思融入其《咏怀诗》82首中,成为魏晋诗坛的代表作,代表当时五言诗发展的最高成就。阮籍通过《咏怀诗》表达了最真实的苦闷,但在抒发内心情感时又有所顾忌,具有“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在这些咏怀诗中,有阮籍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体悟,有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古诗十九首》对阮籍《咏怀诗》的影响颇深,但二者情感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文章对《古诗十九首》与《咏怀诗》进行对比研究,并从传承和发展这两个维度展开详细探讨。

《诗经》与《古诗十九首》的游子诗比较

《诗经》中收录的大多数是当时劳动人民所创作的口头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创作主体是汉代士人。《诗经》中的游子思乡诗有十三篇,虽然数量不多,却开创了“游子思乡”这一文学题材;《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诗则有一半以上,比如《青青河畔草》《行行重行行》,将闺怨思妇诗也归为游子诗的原因主要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闺怨思妇诗极可能并非思妇所作,而是远游的文人所作,其中寄托的是游子的情思。

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

本文考察了一组被认为创作于公元2世纪的无名诗歌。虽然文字表面看似直白明晰,但这些诗歌呈现给读者变化多端的面貌,使得我们很难把握究竟是谁在言情,又对谁倾诉了什么款曲。明清时期的诗评家们对这些诗歌多歧而矛盾的解读,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那么这些诗歌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对中国古典诗歌后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可能后果?我将在本文中探讨这些问题,尤其会留意于诗中模糊的人物角色以及不完整的叙事。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方式产生于《易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古诗十九首》借助取象思维方式,或传达男女之间的相思,或抒写行客望归之感,或诉说面对现实所产生的种种失意感伤和愤懑不平,或在慨叹无常人生的同时思考生死忧患。另外,《古诗十九首》中这种取象比附的思维方式对后世五言诗,尤其是对魏晋五言诗产生了较大影响。

《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

我的《古诗十九首》研究,缘起于《中国诗歌演变史》的整体写作,其中汉魏五言诗演变历程的研究和写作,既为十九首研究的缘起,也为其写作的主要方法。审美学术观,对文本与史料的思考在先、现有结论在后,实践第一等诸多方面的统一,为本研究学术观和方法论的本质。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应为曹植所作,其余作品、苏李诗和《孔雀东南飞》等,皆应与曹植、曹彪、甄氏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

新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的研究,在坚持朴学学风的同时,寻求新变的更新意识已经由个别人的孤军奋战,逐渐开始形成一股潮流,展示出强大的生机。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研究对古代文学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有相当多的启示。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同样也可以从整体格局定势上去探寻一种变革机制,在清晰把握和分析当前研究所陷入的困境和原因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寻找更新替代的手段和措施。

《古诗十九首》植物意象统观及文化意蕴诠释

统观《古诗十九首》中运用植物意象的十首诗歌,其植物意象可以分为四类进行诠释,即"时序之草"、"生命之树"、"遗远芳华"和表现"情爱依附"的植物意象,而每类植物意象又各自具有较为深远的文化意蕴。在对《诗经》、《楚辞》植物意象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古诗十九首》的植物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体现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艺术风格。

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从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说起

学术研究的魅力,就是探讨未知。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不仅仅限于古诗十九首,还涉及到建安诗歌乃至中国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涉及到对于中国诗歌史若干重要问题的重新理解与界定等问题。他的见解还未必能成为定论,但是,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来就是探讨各种可能性。因此,他的研究工作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

疑案破解既有成 文学史理当改写——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之研究成果为例

编著文学史时,对于文学史料的收集、文献的鉴别去取,以及资料的安排运用,应当谨慎从事,但也不应划地自限,固守成见,而应收集对文学史中某些疑案能有所突破的论著,将其见解,适时编入著作中,以修正原有的观点。木斋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是就诗证诗,或以史证诗,条分缕析,详加辨证,其对学术的贡献,应是毋庸置疑的,也应当为文学史家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