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四和《别内赴征三首》的本事及写作时间新探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四和《别内赴征三首》，旧说认为，前者是天宝十载（751）为鲜于仲通伐云南而作，后者是天宝初应玄宗征诏时作。本文根据二诗内容、李白行踪、史书记载等，考定前者是天宝十三载春夏间为杨国忠征天下兵伐云南作，后者是至德元载（756）冬应永王征辟赴江陵幕府时作。旧说错误。

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灾异与祥瑞书写

《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的代表性作品,其中的灾异与祥瑞书写起到了丰富诗歌艺术表达效果的作用,也成为经史与文学的跨界通道。组诗的首篇采用灾异书写史中最重要的典故之一“西狩获麟”,实现了诗歌的经学意蕴和复古宣告。灾异祥瑞意象在组诗的咏史诗、时事诗中普遍使用,提供了典故的互文、超越的视野和沟通天人的轨迹,激发了想象力和虚实相生的韵味。祥瑞书写对其中游仙诗的美感生成也发挥了值得重视的作用。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思路的灾异与祥瑞,集成了众多的天文与物象,提炼了大量来源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可知可感可联想的符号,并且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文化内涵,可谓文学创作者的一种意象宝库。灾异与祥瑞,作为经学的理论、史书的记录,也在文学表达中促进了文本、意义与韵味的生成。

浅论《古风五十九首》儒道的融合

儒家和道家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两种矛盾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士人的精神世界,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便是其代表,在入世与求仙两种矛盾思想中达到融合中和的态度,各取一隅为己所用,使得儒家道家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融合统一。

诗仙之问——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问句

《古风五十九首》中的问句数量众多,作用明显,地位特殊。这些问句表现了李白对社会重要问题的观察,也抒发了李白对自我生存的特殊体验。它们还对《古风五十九首》风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功能,使得诗味更丰厚,表达更有力,章法更完整。这些问句与李白的心理气质和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充分反映了李白的独特个性。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对问句的使用受到了阮籍《咏怀》的影响,但与阮籍《咏怀》中的问句相比,《古风五十九首》中的问句语言更畅达,感情更强烈。

从《古风》五十九首看李白“穿越”之“神思”

在《古风》五十九首中,太白之"神思",贵在"穿越",或逆向穿越到古代,或幻想穿越到神话传说时代,或异化为物穿越到异质时空。"逆穿"、"幻穿"和"化穿"的使用,既使太白诗歌意象的选择和组织别出一格,又使其神思的理路、情感逻辑的表达"飘然""不群"。学养孕育气质,气质催发神思。李白"穿越"之"神思"是其以儒、道、侠为主,融汇纵横策士、佛徒、名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和行径孕育而成。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使得李白的"神思"在宇宙大化中穿越飞扬而"无敌"于天下。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初以来,《古风五十九首》研究逐渐从李白研究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如基础文献的整理,组诗的整体研究,思想内容的探索,艺术特征及其渊源的分析,重要篇目的透视,文学史的影响及意义等方面,成就卓著。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诗歌的流传史梳理得不够详细,二是文本的校勘有待提升,三是编年问题没解决,四是《古风五十九首》的接受研究不够深入,五是文本的阐释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总的看来,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依然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七）

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 我愿从之游，未去发已白。 不知繁华子，扰扰何所迫？ 昆山采琼蕊，可以炼精魄。

道家道教思想对李白创作的影响——以《古风》五十九首为例

李白诗歌创作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从思想内容看,李白在诗歌中对神仙隐士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对高洁人格的崇尚和求仙问道的渴望;对道家道教义理的阐发,显示李白对道家道教义理的深刻领悟,丰富了诗歌内容,体现了他思想复杂的一面:出世与入世的思想矛盾。从艺术特色看,李白尚简崇朴,不仅在诗歌体制方面回归简易,以五古的形式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在诗歌风格方面也追求质朴,大量化用道家道教的典故,形成了古朴浑成的朴拙诗风,与此同时,神仙幻想的点染使得《古风》五十九首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复古而又越古,创造出具有独特“谪仙”特质的诗歌。

《瑶臺風露》評點《古風》五十九首考述——《古風》組詩的整體性探究

《瑶臺風露》是清代未刊刻的李白五言古詩選本,由鮑瑞駿(號桐華舸)抄寫、王鴻朗(字笈甫)選定,精選精評,具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尤其是書中對於《古風》五十九首的評點,發前人之未發,多有創見。然而百餘年來,該書却並未受到學術界的充分關注,其評詩者笈甫先生亦是名不見經傳,莫不如滄海之遺珠,殊爲抱憾。於是本文整理和分析了《瑶臺風露》中有關《古風》五十九首的評點,並在此基礎上對其整體性稍加探究,以期將笈甫先生睿見卓識之一二披露於世,或對於李白《古風》五十九首的研究有所啓迪。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编辑定名与篇章分合的确认路径——以其二十《昔我游齐都》篇文本错简为核心

李白“古风”之编辑定名和“五十九首”之数的逐步固化,与其《昔我游齐都》篇的分合以及《咸阳二三月》《宝剑双蛟龙》两篇的出入有极大关系。历代研究者对李白《古风》组诗的文本不确定性的最大争议即在《昔我游齐都》篇,有言当合为一篇者,有分为两篇、三篇者。梳理各家观点,该篇的文本错简问题关键在中间“泣与亲友别”八句,从韵脚、结句、语意及文本旁证而言,均当以“两宋本”别为三首的做法为宜。李白集早期各个版本中“五十九首”之数由变动到确定,不仅与《昔我游齐都》篇的分合密切相关,更关系到《咸阳二三月》和《宝剑双蛟龙》两篇是否入选的问题,这三篇的分合和出入,可视为“五十九首”之数由变动不居到逐渐固定的过程中,后人对早期李白文集进行拼接的痕迹体现。

《风》《雅》嗣音,体合《诗》《骚》——李白《古风》溯源《诗》《骚》发微

李白《古风》祖述根源,与我国古典诗歌《诗》《骚》传统相系,非源自一端。《古风》从精神意识层面体现了李白远绍《大雅》的责任意识与盛世愿景;继承了《小雅》的风格内容以及“怨诽而不乱”的情感表达;“效古风人之体”与“得古风人之意”,寄托了《风》诗“讽”之精神;同时,又传承了屈《骚》的“明君贤臣”模式、“士不遇”主题,以及“香草美人”的象喻范式。“《风》《雅》嗣音,体合《诗》《骚》”,才是李白《古风》根源所在。李白在对《风》《雅》《骚》继承、吸收、借鉴的同时,也做了一定的“淘洗”、改造和创新,才使得《古风》能够上追《风》《雅》,成为中古至近古转折过程中五言古体诗最后的绝响。

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整体性

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以三代以来的"世道之治乱"为基本主题,题作《古风》,意为效古风人之体,含有视自己这一组诗为"希圣"的"删述"事业之意。它反映出李白在诗学上并不简单附合当时推崇建安的流行风气,而是努力上溯风骚、尊复风雅,深化了初盛唐以来的复古诗学。其第一首为总纲,而与其他各首在主题、立意、风格及诗学渊源上都表现出整体性的特征,是李白在较为集中的时期内专力创作的组诗,而非不同时期作品的集合。

经典的沉寂与发现——李白《古风》唐宋接受史论略

唐宋时期,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接受方式大致经历了仿作、选编、评点三个阶段,分别以晚唐贯休和宋初田锡等人同题仿作及宋人员兴宗的戏作、五代韦縠《才调集》和北宋姚铉《唐文粹》的选编、南宋葛立方特别是朱熹等人的评点为节点。这一过程,伴随着不同时段受众"古风"观从模糊到清晰、从泛化到具体、从偏误到矫正的变迁,并展示出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诗人主导风格对其另类小众作品的遮蔽,易于形成某一时段的接受空白;一是受众接受方向与诗人对作品的自我期许,往往形成严重错位。就《古风》三百余年接受史而言,朱熹之评点具有承前启后、矫枉开新的作用,可视为引领《古风》接受方向的第一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