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史》《汉》之际历史撰述探微

从《史记》到《汉书》,两汉史学发生了重要转向。《史记》上承战国遗风,亦子亦史;《汉书》下启后世正史,亦经亦史。史学从诸子化转向经学化,可以从《史》、《汉》之间的历史撰述中探察其脉络。司马迁之后,褚少孙、冯商、刘向、刘歆、班彪等对《史记》的续补构成了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起居注、编年、职官、目录、地理、谱牒等史学门类也蓬勃发展,它们共同彰显了这一趋向。

明代“《史》、《汉》风”与归有光著述探析

明代中叶,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当时学界出现言必秦汉的风气。归有光生当其世,虽在文风上倡导"唐宋"风格,但在其实际的著述中却表现着与《史》、《汉》的密切联系,主要体现在其著述在撰述体例、内容选材及叙述手法上对《史》、《汉》的借鉴与模拟。

《国策》、《史》、《汉》语词札记(二)

本文对《国策》、《史》、《汉》中２２个语词进行考释，其中有的是新说，有的是正误，有的是补证。

读《左》《史》献疑

读《左传》、《史记》,多有疑不能明者,今谨录数条于下: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滕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 “属”,《集解》引徐广曰:“属,一作‘毕’。”《索隐》案:“《汉书》作‘毕’。毕,尽也。”后代注家因袭这一训诂,如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就说:“属,《汉书》作‘毕’,谓喝干。”王力《古代汉语》也注解说:“属,等于说请。”显然,裴骃和司马贞只是指出了《史记》和《汉书》的异文,司马贞用“尽”解释的是《汉书》的“毕”

《国策》《史》《汉》语词札记

《国策》《史》《汉》语词札记刘百顺笔者前著《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札记》，为了探寻某些词义的源头，年来断断续续地阅读了《战国策》《史记》《汉书》，随手记下若干条语词，集成此文。望见：《赵策四》：“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

唐以前的《史》《汉》比较研究综述

唐以前的《史》《汉》比较大都就读书的直观印象肆意评论,往往牵连马班的为人,从评价者的主观爱憎出发,上下其手,一般没有客观且强有力的证据来辅佐论点,所以价值不大。但是由于这部分材料是《史》《汉》比较研究的基础,而且历来谈及这些材料的人不能正本清源,牵扯出很多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辨析与考证。

《史》《汉》繁简之我见——司马迁、班固语言风格比较

司马迁的《史记》是从黄帝到汉武帝的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是西汉王朝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所写的西汉二百三十年历史中,前一半和《史记》相重,其五十多篇人物传记,就是依照《史记》原文增删改易而写成的。因此,前人很早就注意了对这两部史书的对比。从晋代张辅写《班马优劣论》开始,散见于各类文集中的“班马优劣论”、”班马异同论”等,代不乏人。其中。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史》《汉》两《货殖传》对勘

《史记》《汉书》皆有《货殖传》,本文试图通过对勘两传,以见其异同。 对勘《史》《汉》两《货殖传》（以下简称《史·货》、《汉·货》）,首先可以看到:《汉·货》先秦至武帝时的货殖材料基本采自《史·货》,故两传不只篇名、体例相同,内容面貌也相类相似。 《史·货》内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先秦,一为两汉。 先秦部分主要记载了汉代以前的货殖人物:1.齐国太公望、管仲;2.越国范;3.仲尼弟子子贡;4.周人白圭;5.监盐起家的猗顿,冶铁成业的郭纵;6.牧长马氏倮,巴寡妇清。 汉代部分主要记载了“当世”货殖家:1.蜀卓氏“用铁冶富”;2.临邛程郑,“亦冶铸,“富埒卓氏”3.宛孔氏“用铁冶为业”,“家致富数千金”;4.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致巨万”;5.齐人刁间,收取“桀黠奴”“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6.周人师史,“较毂以百数,贾郡国”,“故师史能致七千万”;7.宣曲任氏,“泰之败也”,“独害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起富”;8.“塞之斥”桥姚,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9.长安无盐氏,吴楚七国兵起时,“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用此富埒关中”;10.关中富商大贾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史》、《汉》句读商榷二则

近读《史记·殷本纪》、《汉书·艺文志》,疑两处句读有误,特商榷如下:一、《史记·殷本纪》:“祖己曰:‘唯天监下典厥义。’”(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尚书·高宗肜曰》作:“祖已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故《史》例应读作“祖已曰:‘唯天监下,典厥义’”译成现代话是:“祖己说:‘上天考察下民,把义作为标准。’”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异文论析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共71处,其中,百科名词部分占比高达88.7%,征引最多的是《释天》。可见,对自然名物,尤其是对天文的大量训解,是《史记索隐》的一个主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其引文与今《尔雅》传本文字不同者占50%,具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异文、衍文、脱文、逸文,在版本校勘、辑佚研究、异文考释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史记索隐》在征引《小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等文献时,存在着误题为《尔雅》的现象,也存在着综合多处文字而合成一处、引文错误等情况。

1980年全国自然科学史学术会议及学会成立大会研究

1980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召开的自然科学史学术会议及学会成立大会,是中国科技史界规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受到自1976年“文革”结束至1978年中国的政治变革、科技政策和规划,以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昌的影响,是筹备工作经历搁置后该所联合所外力量重新筹备而获得的成果。这次会议恢复了中断24年的全国综合性科技史学术交流活动,展现了高质量的学术交流状态;遵循严谨程序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为日后国内和中国国际科技史交流活动的展开奠定重要的组织基础。这次会议是中国科技史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反映了1980年中国科技史事业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推进了中国科技史的建制化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科学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学衡》和《史地学报》主要作者群关系论析

20世纪20年代,创刊于东南大学的《学衡》和《史地学报》,成为新人文主义阵营对抗新文化派的重要学术刊物。两个刊物有各自相应的主要作者群,其组成状况差异明显。回溯至主要作者群在民国大学间的流动,《史地学报》比《学衡》更依赖拥有东南大学背景的学人。计量分析交叉于《学衡》和《史地学报》主要作者群中的南高学子们的投稿数量和发文轨迹,揭示出《学衡》对史学文章的投稿标准高于《史地学报》,而《史地学报》更专注于培育学生。

《史记》谓词后“甚”的语法功能

关于上古汉语谓词后面的“甚”,有两种分析意见:一是认为作补语;二是认为作谓语。以《史记》为重点语料,对其中谓词后“甚”的用法进行穷尽性统计,并从句法和韵律两个角度予以论证。结果显示,至少到上古晚期,谓词后面的“甚”都应分析为形容词作谓语。后世文献中有时也会出现类似结构,将其看作是共时层面中的历时沉积较为合适。

《史记》“常从”等句法结构辨析及相关词汇问题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存在“常从”“常奉车”一类组合,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两个固定名词以表达某种职位。从语法结构上看,“常从”等仍是任意的句法组合,并未凝固成词。至魏晋时期的中古汉语中,“常从”逐渐词汇化,才开始出现表示固定职位的用法。同时,文句中还出现了“复常”结构,这是《史记》新兴的组合方式,口语性较强。它频见于中古的汉译佛典中,经过“又复常”“亦复常”等过渡形式,最终在近现代汉语中演变为“又常”“亦常”的写法。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主要方面。政治上,黄帝实现了"统一",并为巩固"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经济上,黄帝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黄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权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远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实是司马迁兼采先秦、秦汉不同时期的史实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史地学报》及其文化立场

《史地学报》是《学衡》的兄弟刊物 ,在“古史辨”运动中所持的是“信古”的文化守旧立场。柳诒徵和竺可桢分别是历史学、地学的导师 ,他们打造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史地学的基础 ,并在师生中形成强烈的群体意识。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融入了大学的人文传统之中。

《史籀篇》初探

《史籀篇》是周宣王命太史籀主编的。史籀鼎作史留。该书是中国最早的识字教材，经春秋战国秦代广泛流传，直至西汉末年还完整无缺。东汉初发现失六篇，存九篇，西晋全书散佚。辑佚书以王国维《史籀篇疏证》最佳。

《史籀篇》文体考

《史籀篇》在内容上与“六书”有关,是文字说解类字书;《说文解字》在文体上应当是模仿《史籀篇》而成文;“字书鼻祖”应当是《史籀篇》,而非《说文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