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利口”批评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张释之对“谍谍利口捷给”的虎圈啬夫的否定,表现出倾向于这种立场的态度。对于“利口辩辞”“利口巧辞”的轻视,继承了孔子儒学传统,也符合西汉社会文化的时代精神。司马迁对于某些虽“口吃”即在语言能力方面有所欠缺,然而文化贡献突出的人士予以充分肯定,尤其赞赏韩非、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表现出就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比较而言,对后者的特别看重。这种人才观也是与当时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相适应的。否定“利口”的态度,或有秦文化重视实用的背景,与黄老之学推重“不言”“贵言”,否定“多言”“美言”的倾向也是一致的。司马迁有关战国区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历史书写,肯定东方文化的优越,然而对其“闳辩”“迂大”的文化风格有所保留。这一倾向也影响到他对于“利口”的态度。

从《史记》看西汉“是”与“此”语法功能的异同

在《史记》的统计语料中,“是”有形容词、系词、指示代词,“是”和“此”有指示代词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六个方面的功能。观察“是”和“此”的这些功能,可以看出:“是”可以充当形容词、系词,充当指示代词作谓语,而“此”都不能;“此”的指代性比“是”要强;“此”和“是”作主语时,都可以后接谓词性谓语,但“是”后接谓词性谓语占绝对优势;“此”作动词宾语、定语的比例则均高于“是”。系词“是”的形成可能与其指示代词和形容词用法都有关系,而“此”不具备形容词用法,因此不能发展为系词。

毛晋汲古阁刊《史记索隐》志疑

明末毛晋刊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刊行以来,在引起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本文将《史记》存世的二家注本、三家注本与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进行了全面的校勘,结果使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暴露出了许多疑点。此本当不是毛晋所说的覆北宋大字刊本,不排除其为毛晋以不全之本加以缝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本子的可能性。

《史记》考证五则

《史记》流传时间久远,篇幅丰富,至今还留存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疑难字词问题,例如:“禁不得祠”中,“禁不得”乃一语义复现结构,“禁”可与各类否定词,组成语义复现形式;“乃循从代来功臣”,“循”确诂为“安慰、抚慰”,不必从《汉书》异文改为“修”;“铸钱器”,“钱”当是“铁”的讹字,义为“铸造铁制器具”;“且夫楚唯无强”,“唯无”是文献中常见结构,表示一种假设情况;“数见不鲜”中,“鲜”指新杀的肉食,非指人际关系的新鲜感。以上五处需要回到当时语言环境中,通过足量的书证归纳,运用考察分布等方法,给予更加准确的解释。

论朱熹对《史记》的研读与传播

朱熹对司马迁与《史记》,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他称赞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并从体例、史料价值等方面对《史记》进行客观评价。在研读《史记》过程中,对《史记》记载失实的地方进行了批评,记载错误的地方进行了精心校勘。为了反对浙东学派推崇《史记》,朱熹对《史记》进行了刻意批评。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在书院的教学中,他时而鼓励学生学习研读《史记》,时而又反对学习《史记》。朱熹对《史记》的研究与传播,与他的理学思想、南宋书院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等文化背景分不开。

《史记》关中文化述要

西周到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龙头是关中,世界文明的高地在关中。《史记》成为记录与研究关中文化的奠基之作。在司马迁的笔下,关中是神明之隩、王者之地、改制之地、多士之地、柔远之地。张骞开拓丝绸之路,使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向西,罗马向东。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灯塔,照亮了汉唐时期世界文明前进的航向。

《史记》隐喻学术思想管窥

为了拓宽《史记》研究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助力其传播与传承。文章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在历时探究隐喻是词之对比、思想之互动以及认知之手段的基础上,厘定以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映射理论为依据,宏观上从浪漫之理想、悲剧之同情以及讽刺之批判等三个隐喻层面;微观上,从方位、实体、结构等基本隐喻;以及组合、聚合、复杂复合等扩展隐喻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管窥《史记》隐喻机制。发现:其一,司马迁虽然没有提出任何隐喻理论,但其《史记》叙事风格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思想。其二,隐喻贯穿于《史记》叙事的浪漫、悲剧和讽刺三大情节类型,分别隐喻着司马迁的理想、同情和批判之精神。其三,《史记》不仅善于运用当代学者提出的方位、实体、结构等基本隐喻,还能创造性地熟练使用组合、聚合、复杂复合等扩展隐喻。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是史学、文学巨匠,还是一代隐喻宗师。

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的评注内容、方式及特点

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是清末《史记》研究的重要文献,其评注内容广泛,有评论史家之职、评论《史记》的性质、阐释注解《论六家要指》、评《春秋》与《史记》关系、评《史记》体例、评笔法、评列传的安排及主旨等。评注方法形式多样,就评注结构而言,有篇前总评、篇中夹评、篇末结评;从评注方法而言,有阐释、释义、辨疑。评注特点鲜明突出,评论注重“治道”,推崇孔子之道,以“道”贯穿《太史公自序》评注始终,评注创见新论较多,值得关注。

《史记》疑难字词考论三则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输肝胆”的“输”,其准确释义应该为“毁坏、毁败”,“输肝胆”与“披腹心”等为同义结构。《曹相国世家》的“狱市”,现行观点认为是“讼狱及市场”,“狱市”的正确解读仅指“刑狱”,与“市场”义无涉。《平原君虞卿列传》“罢癃之病”,前人多以为“背弓或足疾”,其确诂是泛指“体弱多病”,乃一谦辞。

《史记·循吏传》撰人考辨——兼驳崔适“妄人伪托说”

崔适《史记探源》断言《循吏传》为“妄人伪托”。考《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循吏传》篇目、编次皆出于司马迁,且与今本合。《循吏传》所记人物事迹源自先秦、汉初文献,经司马迁整合、综括、选择、处理,重新书写入传。而且《循吏传》在材料取舍、详略上与《滑稽列传》《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相互照应,又与《酷吏传》在编撰宗旨上相颉颃,处处显示出司马迁的纂修思想、撰史特点和风格,且与司马迁“人本”“刑名”“法治”思想相合。这些都是后世“妄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模仿假托的。崔适不细品《循吏传》思想内容,不根寻《循吏传》史源,仅仅根据“麟止”“先别传、后总传”等例,便断言《循吏传》为伪。把“个例”当凡例,自设史例规则衡量《史记》,合则真,不合则疑,疑则伪,据疑定罪,制造“《史记·循吏传》妄人伪托”之冤假错案,实属自我假设、自我定罪的套路。

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史记》三家注引书知识标注与计量分析初探

基于古籍文本知识挖掘和知识库构建、围绕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呈现等视角展开的计算人文探索,已逐渐成为古籍保护和研究利用的重要方向。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古籍引书研究能够为传统研究问题带来新思路与新技术,拓宽古籍研究视角,提供可靠数据支撑。本文以人工标注结合深度学习的方法,对《史记》三家注中的引书知识进行了标注研究,随后分别从分类视角和三家注对比的视角出发统计并呈现了引书和引用作者的分布规律。本研究以《史记》三家注为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古籍引书知识标注技术流程和框架,并将统计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引入了古籍引书研究,对于推动和完善《史记》研究和古籍引书研究均具有参考价值。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管窥司马迁的直书与曲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形象的刻画,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文章结合“元史学”关于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转义理论,通过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这篇关注不多的合传的文本分析,既揭露刘邦薄情寡义、诛杀患难之交的一面,又通过与《汉书》《资治通鉴》等相关篇目的互相比照,重新探究刘邦杀樊哙之动机。同时,司马迁对“郦寄卖友”一事以叙为议、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也同样暗含了对刘邦的贬讽。

《史记》叙事的时空向度及文本张力研究

分析司马迁《史记》不难发现其暗含的时空向度,作者运用多元叙事手法对文本叙事要素进行整合,促成作品文本张力的生成。文章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对司马迁的叙事手法进行剖析,辅以具体篇章解析叙事文本张力,进而研习史学作品行文技巧,深入感受历史人物形象,强化史学叙事认知能力。

吴历《史记故事图册》研究

文章对清初吴历《史记故事图册》的画法与相关文献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并基于吴历总体的字法系统研究《史记故事图册》跋文特征以确定其创作时间范围,进而考察吴历该时间范围内的活动以探讨该套作品的创作背景。该册画法有一定个性,创作于1670年随许之渐出游京师期间,受画者应为清朝“贰臣”高官龚鼎孳,画法风格受当时京城氛围影响。

以专业至上打造古籍整理精品——以《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出版为例

《史记》修订本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推出的首个成果,反映了古籍整理的最新标准,在海内外学界影响巨大。《史记》修订本的出版历程,是中华书局坚持专业至上,以古籍整理出版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与现代化发展的典型案例。为确保《史记》修订本的学术水平和出版质量,中华书局追求专业至上,精心遴选修订团队,依靠程序管理,在修订环节执行统一的工作流程,坚持专家评审制度,并在编辑和校对环节安排专业的编辑组和责任校对以保障编校质量。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

阅读活动的群体差异在经典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的《史记》阅读可分三类群体进行讨论。一是明中后期的士子群体。文学复古风气,一方面使得士人将阅读视野扩展到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但另一方面,在阅读策略上却走向剽窃模拟、编排《史记》字句的泥潭。这种基于文章创作需求的阅读充满功利性与机械性色彩。二是清中后期的学者群体。此时流行的阅读方式是对归方评点的过录,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圈点处启发人意”的看法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证实,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日常阅读模式,彰显了其独特的阅读文化。三是明清才女群体。明末以来的女性观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女性之“才”被肯定,女性教育受到重视。才女的阅读视野冲破女子教书的限制而遍及经史,其中对于《史记》等史书的阅读兴趣引人注目,既激发了女性创作的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更能体会回归阅读本身的乐趣。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出版

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持翻译《史记》,至今已出版九卷,是目前体量最大的《史记》英译本。倪豪士将三十载翻译研究《史记》的学术成果汇集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Into the River of History-William Nienhauser’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Shiji)一书,中文版于2023年9月出版。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一书中,倪豪士对《史记》的学术史研究做了梳理,对比研究了《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史记》的编纂思想,并从目标读者的角度,阐述了其翻译《史记》所做的各种考量和研究。

稼轩词惯用的《史记》典故与心境表达——以司马相如、李广、张良为例

稼轩词具有鲜明的学问化倾向,出现了大量运用《史记》典故的情况。然稼轩善于“掉书袋”,词作所呈现的一些典故可能更多源于展现才学的考量而并非别有深意。因此,研究稼轩词的用典意图要尽量规避上述随机性的成分而更关注于反复出现的人物典故。在稼轩词中,司马相如、李广以及张良的相关典故出现次数最多,且断崖式领先于其他《史记》典故。总体来看,这些被频繁引用的人物典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稼轩特定时期的心境与思绪,相如倦游之典反映其宦海沉浮的政治失意;李广难封等典故契合稼轩本人的身世际遇;而张良从赤松子游则吻合稼轩退居时期暂避锋芒的时局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