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关系之探讨

关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的关系,前人已有所涉猎。笔者认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相如所撰《自叙》为蓝本,加以增改而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我们透露了相如《自叙》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文探究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全文转载了司马相如7篇文章。司马迁得到这7篇文章有两个过程,一是未做官之前听闻或者熟知司马相如的文章;二是当官之后,特别是在任职太史令期间更有机会接触司马相如的文章。司马迁转载这7篇文章是因为看到文章传达出来的"无为"思想,另一方面这7篇文章既反映了传主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也体现出司马相如的政治才能和抱负。这一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收录赋作原因研究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大量选录了传主的文章,本传所收录的文章可分为赋予文两类,其中赋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文的重点。司马迁选录相如赋作的原因主要包括文学美感、讽谏功用、无为思想、矛盾心理等四点,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并在传记中大量收录传主的文章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以“司马相如传”为例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史记》自问世以来,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就已开始,成果屡见,代不乏人。《史记》《汉书》在文学上都自有成就,各有特色。以“司马相如传记”故事为例,就开头到“奏之天子,天子大说”部分进行《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发现《汉书》在《史记》基础上进行了近30处修改。《汉书》多数修改,比《史记》都有所提高,更规范,更准确,文学性更强。

试析《史记》中的经典爱情叙事——以《项羽本纪》和《司马相如列传》为例

《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文学巨著,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又开辟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司马迁不仅尽情歌颂了英雄贤才的盛德业绩,还在其间演绎了几出儿女情长的好戏。

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

司马相如与蜀郡太守文翁均为汉代著名人物,关于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有误解。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对这一问题加以辨析,可以澄清相关历史事实。

司马相如卒于公元前117年考——兼论《史记》、《汉书》记年法与系年推算法的逻辑关系

剖析了司马相如卒年说之分歧的焦点在于争议双方运用了不同的系年推算法,进而以与司马相如研究相关的文献及其古注为文本依据,论证了《史记》、《汉书》的三种记年法与两种系年推算法的逻辑关系,认为这一论证本质上是对文本行文规律的探寻;文本的行文规律较之古注,对于考辨或系年研究更具根基意义;运用行文规律和古注的上位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全方位考证,并运用这些学术理念和方法,得出了司马相如卒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的结论。

《史记·循吏传》撰人考辨——兼驳崔适“妄人伪托说”

崔适《史记探源》断言《循吏传》为“妄人伪托”。考《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循吏传》篇目、编次皆出于司马迁,且与今本合。《循吏传》所记人物事迹源自先秦、汉初文献,经司马迁整合、综括、选择、处理,重新书写入传。而且《循吏传》在材料取舍、详略上与《滑稽列传》《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相互照应,又与《酷吏传》在编撰宗旨上相颉颃,处处显示出司马迁的纂修思想、撰史特点和风格,且与司马迁“人本”“刑名”“法治”思想相合。这些都是后世“妄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模仿假托的。崔适不细品《循吏传》思想内容,不根寻《循吏传》史源,仅仅根据“麟止”“先别传、后总传”等例,便断言《循吏传》为伪。把“个例”当凡例,自设史例规则衡量《史记》,合则真,不合则疑,疑则伪,据疑定罪,制造“《史记·循吏传》妄人伪托”之冤假错案,实属自我假设、自我定罪的套路。

《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之异辨——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家主体意识

汉代的两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的记述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二者的序不同,对游侠群体的划分不同,二者对游侠的评价有差异。在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时,两位史学家有如此大的反差,主要原因除了和游侠自身兼有正义性和破坏性有关之外,还和史学家自身的主体意识不同有关,正是司马迁和班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伦理观不同造成了《史记》与《汉书》游侠传记思想和内容上的差异。

漫谈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传奇故事的戏剧

在中国戏剧史上,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戏剧,令人瞩目.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载有关汉卿等人与之相关的剧作三种.据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统计,文君与相如的戏,即有十六个.现代剧作家吴祖光说,他所知道这个题材的剧作,已绝不下于三十三个,为数之多,实令人惊叹.学者钱钟书先生颇有意趣地说过:“不慕官爵,常称疾闲居的司马相如,在爱情上却表现得那样热情、大胆.还有那‘当垆卖酒’,敲诈丈人钱财的行为,事后‘不讳不诈’,奋笔大书.”而卓文君为人“放诞风流”和“越礼”之举,又是何等地惊世骇俗,卓尔不群.文君与司马传奇故事,早在二千多年前,就被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写进《史记》.

论《史记》对司马相如的称病书写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疾病的记叙有五次之多。疾病的书写不仅是身体抱恙的记录,往往还是个人生存境遇与复杂心理的传达。疾病或是寄寓了相如强烈的政治抱负、不得君主重用的反抗,或是其在爱情追求中自卑心理的体现、扬长避短的策略。司马迁借文学创作疗伤,对疾病的书写隐喻了他对武帝时期专制制度的批判、对个人痛苦心理的补偿与宣泄,表现了司马迁对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广大文人士大夫所面临困境的深刻思考。

论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

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秉持了“实录”的原则,至于诸家从中得出或臧或否的不同结论,不是因为司马迁持肯定或否定的一家之见,而是传主作为个体的复杂性使然。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是:司马相如用文学的方式多方面推动了汉武帝的政策、司马相如的事功、司马相如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录文标准,即“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采其尤著公卿者云”“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表现出对作品的现实作用、讽谏作用、教化作用以及政治影响力的重视。司马迁将《难蜀父老》的主旨归为“风”和“宣”,将《大人赋》的主旨归为“风谏”和“无为”。

《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异文探析

比勘《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重叠部分的字句,梳理出两篇文章的异文。具体而言,因时代的发展、文学风格的变化而产生语言方面的异文;书写对象的变化、作史目的的不同而产生体例方面的异文;儒家思想的发展、外部力量的干预而产生思想方面的异文。

《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

《史记》"四裔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部简略的秦汉边疆民族史,是研究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发展最基本的文献。司马迁以黄河流域为地理基点,以华夏文化为中心,逐一对汉朝边疆的民族按方位进行了叙述,全景式的再现了当时中国边疆民族的发展概况、生产力水平、民族关系、民族融合情况,对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意义重大。

《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

长期以来,古小说《燕丹子》的成书年代一直令学界感到困惑并不断引发争议,由此牵涉到《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定位等相关问题。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秦、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假托史事讽喻建平王景素的拟作,其写作时间当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至于此事不为世人知晓,主要是因为江淹碍于现实因素有意隐瞒了自己的作者身份,从而导致了一千五百年来《燕丹子》成书之谜。

论《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独特的创作原则

《三国史记》中包含着高涨的民族意识,并且贯穿于其创作原则之中,从而使《三国史记》与一般的汉文正史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这又恰恰是《三国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具有巨大价值的基础。人们读《金庾信传》时可以发现,金庾信这个形象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已经被神化,成为民族的象征。出于高扬民族意识的目的,编纂者给了他相当于国王的待遇,进行神化的描写。这样做尽管与汉文正史的创作原则不符,然而这正是这篇传记成功的所在。

《史记》类传及其撰写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的一些纪传中,使用了类传方式写人叙事,但《史记》中到底哪些传纪属于类传,至今人们没有完全搞清楚。《史记》中的类传共有《外戚世家》《刺客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11篇。《史记》中的人物类传具有先议后叙、详略结合两个鲜明突出的特点。

《史记·货殖列传》商人入传标准探源

《史记·货殖列传》开封建正史为商人立传之先河。太史公在选取入传的商人时,并非一味以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标准,也没有将先秦时期的商人无原则地纳入其中,而是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以不倡无为、未入轨物,不作奸犯科、能自食其力且德才兼备作为衡量商人入传的标准。

《聊斋志异》与《史记》及杂史传关系论略

蒲松龄镕经铸史,奋武揆文,《聊斋》所借鉴的对象绝非史传所能囊括,但是对史传叙事的借鉴和发扬却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聊斋》的叙事结构不仅效法了史传的体例模式,而且还继承了《史记》叙事以命意为结构枢纽的传统。除了对正史的继承和效仿之外,《聊斋》对历史上数目庞大的杂史杂传的叙事艺术亦有继承。如果说纪传体和编年体对《聊斋》等小说叙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叙事体例上,那么杂史杂传的影响则更多地表现在叙事题材和虚构意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