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吕太后本纪》与《汉书·高后纪》的异同及其原因

司马迁和班固都将吕雉纳入汉史"纪"例中进行撰录,但细究二者对具体事件的描述可以发现,《史记》和《汉书》在命名、内容详略,以及对吕雉的态度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既反映出马、班二位史家在女性观、著史宗旨等个人观念上的不同,同时也透露出两汉的时代变迁、政治生态的革异与影响。

《史记·吕太后本纪》研究

吕后是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中列入的唯一女性。《史记·吕太后本纪》通过对吕后生平、性格及形象的描写,成功地刻画出吕后仁慈、刚毅、狡诈刻毒、深谋远虑的形象,同时也展现了她在刘邦夺取天下及稳固政权中的政治作用。司马迁对吕后的态度有颂扬也有批判,比较客观地给了吕后一个历史的定位。此外,《史记·吕太后本纪》开启了女性传记文学的先河,在文学及史学上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的史家笔法

《吕太后本纪》是《史记》中的名篇,司马迁在本传中展现出超高的史家笔法。一是使用表现男性的“刚毅”之词来形容吕雉的个性品质;二是通过“互见法”,记述吕雉的3次流泪,皆有功利目的,以此将人物具象化;三是通过具体描写毒害戚夫人以及“召惠帝观人彘”事件,深层剖解吕雉的狠毒之心及有负为人之母的德行;四是“太史公曰”中的论赞,显示出司马迁对吕雉当权时期政绩的“寓贬于褒”以及对外戚之祸的批判。

不一样的吕后——读《史记·吕太后本纪》有感

对于吕后这个在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政治女性,大家对她的印象往往定格在精明毒辣、权欲熏心这些极具贬义的词汇上。可是,能被司马迁列入仅有12位人物的《史记·本纪》当中,且用"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九个字来评价其政治功绩,可见她一定有其他人无可比拟的过人之处。

凤擎汉江山——《史记·吕太后本纪》随笔而感

如果说野史是一杯冰拿铁，提神醒脑，沁人心脾，那正史定是一盏香茗，润喉之外，饶有余味。我喜欢历史，读史、品史，抑或是穿凿附会地评史，其乐无穷。曾有人问我喜欢哪个朝代，我期期艾艾，踌躇再三，却不知如何作答。是啊，我不曾刻意喜欢过某个朝代，

狠毒的母亲仁弱的儿——读《史记·吕太后本纪》

公元前195年四月甲辰,"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当了12年皇帝的刘邦终于驾崩于长乐宫,留下了他所创建的汉王朝以及后妃宠姬和儿女们。按照封建规矩,皇后吕雉所生的儿子刘盈继承皇位,这便是孝惠帝。然而在此之前,关于皇位的继承,

《史记》秦史征兆叙事所体现的兴亡趋向

在《史记·秦本纪》及《史记》中与秦相关的文献中,征兆被广泛运用,并在秦的兴亡这一历史问题记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史记·秦本纪》及相关文献中的征兆贯穿了秦兴亡的全过程,司马迁有意通过征兆与客观因素一同全面深刻地展现秦的兴亡及其对秦兴亡问题的看法。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吕太后事迹与“潜用福威”及“尚私食其”考辨

《史记.吕太后本纪》之《索隐述赞》评述吕太后有"潜用福威"与"尚私食其"两种异文,综合考察《史记》所载吕太后事迹、《史记》版本流传及后人对吕后评价与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本旨等方面,"尚私食其"均较前者义胜。

论《本纪》在《史记》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论《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的原因

《本纪》作为《史记》的总纲,与其他四体之间存在着阐释和被阐释的关系。《史记》以《本纪》为叙述中心,不但建立了以帝王为核心的史学叙述结构,而且还承担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观和价值判断体系。与其他四体相比,《本纪》特别关注一代之兴衰的全过程,这一叙述的特征是突出时间线索,从一代兴衰的历史中总结社会运动的周期,揭示社会运动的大势。

《史记·周本纪》“不显亦不宾灭”考

"不显亦不宾灭"是《史记·周本纪》中的关键文句,对理解西周武王时期的活动至关重要,但文本正写尚有争议,已有解释也不够完善。与《逸周书》及《随巢子》对校,此句应正写为"不顾亦不宾灭",其含义为武王认为商既没有充分照顾先代遗留的旧势力,又没有及时伐灭他们,所以一直到周初都还留有隐患。依此解,《周本纪》后文"志我共恶贬从殷王受"与"存亡国宜"两处长期存在争议的文句也可以相应读通。由此可知,周武王立国之初即深知旧族问题是政治隐患,除了安抚之外,也考虑过威服的方面。

从“帝王传记”到“帝王大事记”——《史记》《汉书》“本纪”叙事异同简论

作为一种史体,"纪"首先指条理化、综理性的叙事模式,早期文献如《禹本纪》《吕氏春秋》,它们以"纪"名篇,主要是基于条理化、综理性的考虑,其中固然有时间的因素,但还谈不上编年。随着时间观念的明晰及介入,这种综理性的叙事发展为编年叙事应该出于司马迁的创制,《史记》"本纪"开启用"纪"来编年叙事的先河。不过,在《史记》十二本纪中,编年叙事中还夹杂早期"纪"体的特征。也就是说,十二本纪并非严格的编年体,有些本纪只叙事,而并不编年。《史记》十二本纪在文体方面主要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从编纂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存在以王朝和以帝王为单位两种形式,具体表现为由王朝本纪到帝王本纪演变的趋势;二是从编年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呈现编年与编世并存的现象,亦即司马迁将"世家"掺入"本纪"书写之中;三是从文体的角度看,十二本纪的书写还融合传体笔法,将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融合,大都呈现"帝王传记"的特征。《汉书》"本纪"遵循《春秋》体例,建构"本纪"大事记的书写范式,不仅改变《史记》"本纪"的叙事模式,而且也改变《史记》"本纪"的传记特征,从而深刻影响后世正史的本纪体例。同时,由于《汉书》"本纪"采取《春秋》大事记的体例,它往往需要相关列传来补充、完善事件的过程性,故《汉书》也建构"传以释纪"的叙事模式。整体言之,司马迁写作十二本纪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述考订帝王的事迹来考察兴盛、观察失败,这种叙事愿望单纯依赖《春秋》笔法是无法完成的,而只有借助《尚书》《国语》《左传》这样的史体才能实现,因此,《史记》本纪与此后正史"本纪"有着很大区别,即呈现叙事完备的帝王传记之特质。

《史记·项羽本纪》襄城地望纠误与考实

襄城是秦末农民起义中项羽攻打并制造第一次坑杀事件的城市。襄城在哪里,唐人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注、张守节《正义》均注为颍川郡襄城或许州襄城(今河南襄城)以来,至今沿袭无异义。通过军事史实、交通、地理环境及地名诸方面研究可以肯定,今河南襄城并非项羽所攻之襄城,《索隐》、《正义》所注谬误,清代迄今学者未得深究。项羽攻打之襄城应是秦朝泗水郡治相县,位于今安徽淮北市。襄、相音同义近,可以互训通用,河南襄城改称过相城,安徽相县也曾有过相城、襄城的地名。

日本高山寺藏裴注《史记·殷本纪》文本源流考

日本高山寺所藏裴注《史记.殷本纪》的文本情况较为复杂。本文考证:此卷钞写于五代时期,而钞者所据底本则是初唐以前的《史记》夹注本,它具有早期《史记》夹注本与五代钞本的双重特征。考察高山寺本《殷本纪》文本源流,发现唐、宋两个关键性的《史记》传本——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和北宋景本与高山寺本既是一脉相承,又有所变易。高山寺本《殷本纪》不仅为《史记》校勘提供了宝贵的古本资料,而且为我们了解宋人校《史》的某些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汉高祖的荒诞、痛苦与性格的多维度——以《史记·高祖本纪》为中心

司马迁以无畏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当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在反秦起事以先制造的种种荒诞的天命在我的舆论,露出麒麟下的马脚;他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想成功,却又带来无法解除的痛苦;又用"互见法"全方位展现其人性格多维,蕴涵成功的原因与个性无赖的多元化,褒贬互陈,否定多于肯定,值得深长思之。

《史记》人名称呼变化与叙事之关系——以《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称呼的变化为例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以叙事者身份对项羽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称呼,如项籍、项羽、项王、假上将军、上将军、诸侯上将军等;有些是通过人物对话对项羽有不同称呼,如刘邦称其为将军、项王、项羽,张良称其为项王、大王,樊哙称其为大王;项羽自称为籍、羽、我、吾等,项梁称其为项籍或籍,项伯称其为项王,项庄称其君王,范增称为大王、君王等。这些称呼的变化反映出司马迁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主体上蕴涵着对项羽一种褒扬赞赏加悲悯的感情,同时也是烘托人物形象的需要,使项羽形象生动逼真。

论班固《汉书·项籍传》对《史记·项羽本纪》改易之得失

班固《汉书》记叙汉武帝之前有关人事的篇章,在取用司马迁《史记》资料的基础上,对各篇均做了改易。文章以《汉书·项籍传》对《史记·项羽本纪》的改易为例,先比较二者在体例方面的异同,认为二者均得大于失。再比较其语句文字方面的差异长短,认为《汉书》语句更整饬、叙事更简洁清晰;但也有某些句子改动后不如《史记》原文更有深意。

对《史记·五帝本纪》社会生态的考量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开篇之作。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以史家的思维、理想的话语构建了五帝时代以"德治"为核心,"重民"、"禅让"为重要内容的社会生态的理想图景,显示了作者深沉的儒家情怀。对司马迁而言,《五帝本纪》中的社会生态图景具有多重的意义,不仅是作为史学家对人类早期生存状态和历史真相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和追问,同时又是一种根植于广阔民间、融合了个体人生体验的美好生活愿望的表达,又可看做是作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模式的一种探索和努力。

《史记·夏本纪》日本安倍时贞钞本考述

日本安倍时贞写于宝治二年(1248)的《史记·夏本纪》残卷现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笔者近期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发现可与该残卷缀合的一纸断片。本文对断片予以介绍,并考证出残卷是杨守敬东瀛访书所得。在文献特征上,安倍钞本与高山寺旧藏本《夏本纪》分属不同的钞本系统。结合"恒"字缺笔避讳及其他特点看,安倍钞本祖本的上限当是宋真宗时期。将其与宋代监本《史记》相比照,可以发现宋人校勘《史记》时受到了其时主流学术观念即孔颖达《尚书正义》的影响。

说《史记》篇名《秦始皇帝本纪》

《史记》关于秦始皇帝时代的历史表现,较全面地显现于通常称为《秦始皇本纪》的记述之中。集中展示秦帝国史最重要信息的这一部分内容,又有文献遗存可见另一种题名方式,即《秦始皇帝本纪》。这一情形启示我们,或许有必要思考《太史公书》起初篇名的探究与复原。"始皇帝"名号由秦王政于秦统一之初郑重设定,有推崇"帝"之尊贵地位的政治意识背景。《秦始皇本纪》篇名符合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而班固《典引》的文献实证,使我们更为相信其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