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周本纪》“不显亦不宾灭”考

"不显亦不宾灭"是《史记·周本纪》中的关键文句,对理解西周武王时期的活动至关重要,但文本正写尚有争议,已有解释也不够完善。与《逸周书》及《随巢子》对校,此句应正写为"不顾亦不宾灭",其含义为武王认为商既没有充分照顾先代遗留的旧势力,又没有及时伐灭他们,所以一直到周初都还留有隐患。依此解,《周本纪》后文"志我共恶贬从殷王受"与"存亡国宜"两处长期存在争议的文句也可以相应读通。由此可知,周武王立国之初即深知旧族问题是政治隐患,除了安抚之外,也考虑过威服的方面。

《史记·周本纪》历史话语中的主体意识

《史记·周本纪》是上古史中叙述时间单位最短的一篇。司马迁在历史事实与社会意义的叙述中,构建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意识。一是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农耕意识;二是历史记忆中的身份认同;三是社会变革中的德政思想;四是历史叙述中的主体精神。

论《史记·周本纪》对《尚书·周书》的继承与改造

《史记·周本纪》与《尚书·周书》对周朝的史实记载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人物形象、观念和语言以及独特的叙述方式出发,探究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尚书·周书》的继承与改造。

论《史记·周本纪》周人兴起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一方面可以提供相关历史事件的客观知识,另一方面又能实现书写者思想建构的主体诉求。《史记·周本纪》中有关周人兴起的历史书写,在描述自后稷至成康周人由初起而至鼎盛这一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实现了司马迁本人关于"王道"史观的理论建设。与儒家思想家们针对"王道"政治思想的直接阐释相比,司马迁借助于历史书写所完成的针对"王道"政治的阐释与建构,更具思想的兼容性与现实的可行性。

先周文化渊源研究管见

关于先周文化的起源 ,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的探讨 ,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关中土著说”和“晋南说” ,后有人主张周族起于山东。前两种说法都与周族发展的时代不能照应 ,后一种看法却有明显的合理性。目前 ,人们对周族的世系认识比较模糊 ,许多人认为《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存在缺环 ,其实并不如此。周族祖先自弃至不都为后稷之官 ,历时夏朝始末 ,这一时期 ,他们便处在邰 ,其地当今山东章丘以南 ,这应当就是周族的渊源之地 ;不至公刘在今晋南和陕西西安东南古杜国一带 ;公刘迁到豳 。

西周武王都洛考

《史记·周本纪》记载，太史公司马迁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从司马迁这几句总结性话语中可以看出，在司马迁以前，是“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的，到汉武帝时太史公司马迁则坚持“综其实不然”。

穆王在位年数

西周诸王年数的研究历来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也是难点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或利用文献资料，或利用金文资料，或利用月相历法资料，但终因古籍记载有出入，或因研究理解上有歧异，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见解。穆王在位年数自然也不例外。...

也论姜嫄“履迹致孕”——读萧兵先生《中国文化的精英》

姜嫄被当作周族的始祖母而写进了《诗·大雅·生民》里，当我们读彻《生暑》，就知道姜嫄生了看稷（就是那个司农大神），同时知道后稷没有父亲。那么后稷的母亲姜嫄是怎厶生的他呢?按《生民》的说法是“履帝武敏歆”，按《史记·周本纪》及后来一些典籍的说法是“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这就是姜嫄履迹致孕的史录。

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

西周时期的青铜短剑在中原地区约发现40余件,有些标本的年代可早到周初,可以印证文献中有关周人用剑的记载。西周时期已形成几个青铜短剑系统,并存发展。中原地区的短剑,应是受早期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晚商文化短剑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短剑系统,其形制与北方、南方同时期的短剑明显不同,相互影响均较少。

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献疑

西周厉王在位年数的确定，关系到整个西周王年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合有关铜器铭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中厉王三十七年与共和始年重合的观点提出疑问，并就《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对厉王奔彘之年提出新的解释。

北京建城记（碑文）

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日蓟。孔子授徒，谓“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事见《礼记·乐记》。《史记·周本纪》又称“封召公爽于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为古代自中原北上所必经。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城近华北大平原之北端，实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