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远的进步。从研究总貌上看,此30年大致又可分为20世纪后20年的研究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可看出其演化之迹,在如此可喜的研究形势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尤其是《史记》与《汉书》文学性比较研究专著的出现。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以“司马相如传”为例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史记》自问世以来,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就已开始,成果屡见,代不乏人。《史记》《汉书》在文学上都自有成就,各有特色。以“司马相如传记”故事为例,就开头到“奏之天子,天子大说”部分进行《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发现《汉书》在《史记》基础上进行了近30处修改。《汉书》多数修改,比《史记》都有所提高,更规范,更准确,文学性更强。

明清《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研究点。明清两代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一方面继承前人,对前人研究进行汇总,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汇评著作;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新的特色,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也得到及时反思。总体而言,明代的研究以评点为主,清代则以考据为主,在考据中总结前人研究并开拓新的研究角度。

《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传》的比较研究

作为正史《汉书》的《李广传》基本上抄录了《史记·李将军列传》,内容大同小异,然就在这大同小异之中,却可以认识司马迁与班固的写作风格与创作思想。文章从文章结构、遣词造句、表达方式、细节处理、材料运用和综合评价六个方面比较了这两篇李广传记的差异,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班固创作风格是严谨而客观,司马迁则满怀激情善于寄予自己的爱恶,记叙、写人力求生动。

近3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远的进步。从研究总貌上看,此30年大致又可分为20世纪后20年的研究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可看出其演化之迹。在如此可喜的研究形势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尤其是《史记》《汉书》文学性比较研究专著的出现。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出版

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持翻译《史记》,至今已出版九卷,是目前体量最大的《史记》英译本。倪豪士将三十载翻译研究《史记》的学术成果汇集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Into the River of History-William Nienhauser’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Shiji)一书,中文版于2023年9月出版。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一书中,倪豪士对《史记》的学术史研究做了梳理,对比研究了《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史记》的编纂思想,并从目标读者的角度,阐述了其翻译《史记》所做的各种考量和研究。

《史记》、《汉书》书、志序列比较研究

考溯《史记》八书，比较八书与《汉书》十志的序列，可见《史记》八书源于《尚书·八政》，《汉书》十志源于《史记》八书。八书、十志代表着不同时代的经济水平和思想认识。八书侧重当代承弊通变，忧国忧民，有肇起之功；十志侧重技术，丰富详赡，具发展之能，二者均为一代文化之大成。

《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分析

“刘邦定三秦”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和记录,通过对两部史书中的记载比较,能够对具体的历史内容进行更正了解,从而为史学研究提供支持。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中刘邦定三秦的记载内容分析,结合其他史料内容,明确刘邦定三秦的具体情况,分析不同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案,为相关史学内容的了解,提供支持和帮助。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史记》与《国语》的上溯比较研究

《国语》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所重点依据的史书,《国语》的史料素材,对《史记》具有史源性的价值和意义。《史记》对《国语》的援据、采用,主要有采用、关涉、未用三种情况,常用"取事约辞"或"取事弃辞"等办法予以改写或改造。《国语》的"观人法"和对人物"为人"的关注,在《史记》中得到了传承。

洪颐煊《史记考异》的比较研究——兼对乾嘉考据史学衰落原因浅析

洪颐煊《史记考异》凡129条,其中有28条是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梁玉绳等乾嘉考据名家曾经考证过的内容。通过比较发现,在此28条之中洪说略同他说者凡8条,洪说误、他说是者亦有8条,洪说不如他说详备者达11条,洪说是、他说非者仅1条。洪氏晚出,却在考史内容、体例、方法等方面皆未能超越前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到洪颐煊之时乾嘉考据史学颓势已显,失去了突破传统史学研究范式而重获生机的内在力量。

二十世纪中美《史记》研究比较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伊始,一批《史记》选译本在美国陆续问世,华生(Burton Watson)、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等美国汉学家开始从事《史记》研究。与中国《史记》研究相比,美国《史记》研究虽然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不小的差距,但在司马迁研究、《史记》的史学和文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独特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对《史记》作为史学作品的解释功能、道德评判功能的关注,以及运用西方叙事理论分析《史记》叙事技巧,对中国《史记》研究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从比较史学论《史记》和《汉书》

《史记》、《汉书》分别创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 ,但它们都记载有秦亡汉兴到武帝时期 90多年的历史 ,具有可比性 ;从对项羽、陈涉等人物的评价 ,可见司马迁、班固史观的差异和优劣。

《史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吴越历史的比较研究

本文结合《史记》、《左传》、《国语》中所载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对一些疑点进行了探讨，以及司马迁在处理有关史料时所表现的一种思想。

《史记》、《汉书》“以事写人”方法的比较

《史记》、《汉书》都是以写人为中心的传记文学作品,二书写人的总方法就是以事写人。就此而言,《史记》、《汉书)中典型篇章,不相上下,各具特点。

《史记》与中国文化结构模式及中西比较文化研究思考

司马迁(前145?—前87?)是西汉初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继承父志,呕尽毕生心血编撰成的《史记》,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华夏文化瑰宝。两千年来,他一直被推崇为“有良史之才”的“命世之宏才。”柳诒徵先生说:“史学大家司马迁生于武帝之世,萃《尚书》、《春秋》、《国语》、《世本》诸书之体。

试论赵翼对《史记》、《汉书》的研究

《史记》、《汉书》作为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开山之作 ,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书关系密切。但二书作者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其著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分歧的、甚至错误的记载。清代考据学家赵翼在其著作《廿二史札记》中 ,对《史记》、《汉书》以及二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 ,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对推动后人的研究工作 ,颇具启迪作用。笔者深入分析和总结了赵翼的研究成果 ,并对其考证中的疏漏也做了补证。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伟巨篇,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在叙述西汉前半部分历史时两部书是重合的。所以使很多人非常有兴趣的要把这两部书及这两位作者进行一番比较,也许这更是两种不同时代环境的比较、两个家族的比较、两个人物思想意识的比较,通过比较更深刻地把握他们写作的背景以及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对写作的影响,进而造成的写作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