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

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从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看美国《史记》研究的史学理论向度

作为美国《史记》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从研究方向、纪传体议题、中西史学比较方法等多个维度拓展了西方的《史记》研究。侯格睿的《史记》研究聚焦《史记》的历史解释方法与史学目的,具有明确的史学理论研究向度,对于推进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司马迁《史记》中进步的思想观

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应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至汉武帝末年。汉朝正值繁荣鼎盛之时,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时代的变革与强盛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重要条件,也造就了司马迁的卓越成就。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创作宗旨,秉持着唯物主义精神,心系民生,发前人之未发,呕尽毕生心血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部书中所蕴含的进步思想,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司马迁写《史记》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祖先在西周时期就担任太史之职,修撰史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担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典籍等。司马迁10岁时到了长安。

探求司马士风人格 创新传承文化精神——评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将司马迁放在先秦士人文化变迁的视域中予以观照,探讨先秦士人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先秦士人文化精神的继承、弘扬与创新。该书结构宏阔,论证精严,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的纵深视域揭示了《史记》的生成及历史价值,在司马迁思想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获,对推动“史记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2020年以来司马迁研究综述

2020年以来学界对司马迁的研究,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研究的内容上,虽仍然集中在对司马迁文学、史学思想的探讨上,但对其经济、政治、哲学、民族、军事、音乐、伦理、医学等思想成就及学术传承、影响等也有所涉及,说明研究内容涵盖较广。第二,在研究的方法上,注意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如运用了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医学等理论,特别是尽可能地利用了珍贵的出土材料,使研究的视野得以进一步拓宽。第三,出版了数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第四,召开了几次有关司马迁的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司马迁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五,渭南师范学院继续发挥着司马迁研究中心的作用。

司马迁评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辨析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齐国人,擅长辩论而急人困危,功成之后不受赏赐而飘然世外。司马迁《史记·鲁仲连列传》主要讲述鲁仲连的两件史事,一是力劝新垣衍不复言帝秦,二是一射箭书解聊城之围。司马迁在文末赞语中,认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却颂扬他的高风亮节。围绕这一评价,后世文人或肯定鲁仲连宗周、不屑名利、排难解患等“义”的秉性;或围绕司马迁的看法,指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主要体现在宣扬的“势数”思想不符合“圣贤大义”、说服的时候使用了“恫吓”的方式、诱使燕将投降齐国不符合“忠君”大道等方面。学者对鲁仲连的多元评价,显示出鲁仲连独特的历史地位,值得深入研究。

西汉关中民众对秦朝的情感认同——以司马迁为例

无论是在西汉王朝建立过程中,还是西汉王朝建立后,关中民众都表现出对西汉的拥戴。西汉政权作为秦王朝的终结者,使得反秦叙事成为西汉王朝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关中民众作为秦人后裔,在接受西汉王朝及其反秦叙事的同时,也对秦朝有所留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秦朝的情感认同,而这一点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显的体现。

书写的错位:略论司马迁笔下的“法家”

司马迁对“法家”的认识是“法家”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应结合其父司马谈的定义(内涵)和《史记》本身的书写(外延)来界定。将法家诸子作为传主看待,《史记》的书写有独传、合传、家传三种类型。独传类型中,对商鞅的书写显示出了典型的法家特征,对李斯的书写法家色彩则显得略逊。合传类型中,对韩非与吴起的书写具有法家色彩,申不害、李悝、慎到等人似未被司马迁纳入法家。家传类型中,子产亦未被纳入法家。司马迁对法家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司马谈对法家的定义,具有偏传主的倾向,但却显示出了历史书写与思想史书写的错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司马迁“藏之名山”说新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分为正、副两本,副本藏于京师的国家书府,正本“藏之名山”。“藏之名山”是为了将《史记》传给“后世圣人君子”,即所谓“传之其人”,希望以此做到立言不朽。“名山”属于泛指,是秦汉方士宣扬的神仙所在,“藏之名山”用典应为此前流传的大禹得神书以治水的神话。藏于名山的《史记》只有通过后人主动寻找,才能实现“传之其人”,这是一种在时机成熟下的自发性行为。司马迁将儒家立言不朽的追求与方士求仙思想相结合,创立了“藏之名山”的文化传统,成为后世文人著书立说的最高追求,对道教中道经的传授方式也有重要影响。颜师古对“藏之名山”所作“备亡失”的阐释,对古代图书的保存同样也有深远影响。

论司马迁的将帅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通览古今,熟悉在他之前以及汉武帝时期发生的战争,认为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将帅,“择任将相”是君主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对于将帅的素质,他提出了信、廉、仁、勇、智、严等要求,并且认为,将帅要时刻心系国家和百姓,而不是一味地唯君主之命是从。司马迁的将帅思想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兵学将帅理论的内容。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史记》庄子“散道德”辨正——兼论司马迁对庄子的态度问题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称“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于“散”字,三家并未出注。至清代桐城派方苞始称“散,推衍也”,而后注译《史记》者袭焉不改。在先秦语词中,“散”字无一例可以释为“推衍”或者“演绎”。根据当时文法,“散”字与“聚”“齐”“约”等词义相对,此处只能释为“判散”“涣散”等。不仅在文字训诂上,从先秦“道论”的发展来看,老子时关于“道”的认知以“生成论”为主,是高悬于天地万物之上的某种“实体”,在黄老学者的阐释中,“道”是关于国家治术的根本原理,而在《庄子》中,庄子学派有意回避了“生成论”,将“道”的阐释视野放在了事事物物中,即物见道,高扬事物的个性,“道”这一母体被判散了,黄老学的传统“道论”在此也断开一截,故司马迁称其为“散道德”。由此可进一步推知,司马迁对庄子的态度比较客观中立,推崇其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品格,对其学术思想则尚存微言,而结合《史记》其他篇目看,司马迁与庄子实乃异代知音,有血脉相承之处。

司马迁《史记》中道德观的德育价值探索

司马迁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史记》,其中包含丰富的道德观。从个体层面来说,司马迁秉持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这一教育理念,保持独立人格的教育目标;从社会层面来说,司马迁坚持大一统思想,追求民族的凝聚力,这无不体现了我国现代的道德教育精神。将《史记》中的道德教育观念融入我国教育的基础阶段,则能够大力发扬国学精神、传承优秀品质、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扎实教育基础、明确教育目标,从而更好地培养时代新人。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一种民族思想。对这一概念,《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这段话孕育了最早的大一统。后人董仲舒对大一统承接并改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他个人的精辟见解,还提出“君权神授”与“天人宇宙论”。董仲舒教导过司马迁学习《公羊春秋》。他的思想也被司马迁吸收来作为《史记》的理论基础发扬光大。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秦汉统一事业的盛赞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大一统思想的拥护和肯定,其在《史记》中进一步产生了“夷夏同源,夷夏一统”与“夷夏有别,以夏统夷”的理论思想。他的这种超前、先进的民族思想的出现在当时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具有非凡意义,如今仍值得借鉴学习。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司马迁《史记·乐书》音乐思想解读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与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的音乐思想也十分厚重。《史记》的《乐书》,集中阐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及个人道德修养作用,主张既要倡导雅颂之音,又应辩证认识郑卫之曲,崇尚音乐"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思想。

司马迁创作《史记》动因再探

《史记》发端于汉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司马谈受董仲舒对策的影响,激发起继《春秋》而修史、为汉代治国道路寻找历史依据的决心。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但没有完全按照其父亲的计划,而是以更加冷峻的通史眼光,为汉代政治确立历史思维。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与《春秋》学之关系

学界对《史记》与《春秋》之关系虽有所探讨,但从《春秋》学史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其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的,尚不多见。司马迁效法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寄寓王道理想以及对历史的价值评判。《春秋》笔法是《春秋》的精髓所在,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甚大;后人对《史记》的"破例"颇多微辞,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司马迁在思想上受《春秋》公羊家的影响,但在《史记》创作中又体现出对今文经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