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还是摒弃: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反思——基于相关裁判案例的实证研究

我国《合同法》并无关于违约方解除权的明文规定,相关裁判以《合同法》第94条或第110条作为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依据,均难谓妥当。考察相关裁判背后的实质动因,可以发现通过现有规则即可直接或间接达到目的,并无创设违约方解除权的必要。为违约方解除权提供正当性支撑的效率违约理论,渊源于诞生地的特殊制度背景,其自身亦存在不少盲点,且与我国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及我国《合同法》设置的违约救济路径不相容。违约方解除权这一制度“创新”过分侵蚀合同拘束力,不符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应予以明确摒弃。

刍议合同僵局中违约方解除权

合同中违约方解除权的设立与否是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判决提供了在合同僵局中违约方解除权的新思路,这一案例在民法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民法学者的广泛探讨。目前我国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并未将违约方解除权纳入其中,不少学者也在探讨是否有必要进行法律续造赋予合同违约方解除权来打破合同僵局。本文将围绕正当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来探讨合同僵局中违约方解除权。目前替代违约方解除权的司法路径有很多,这项赋权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反而可能会危害合同的根基,引发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不利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

论排除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会导致合同目的的落空,因此在传统的合同法观点中,违约合同解除权只能够由守约方享有。但是自“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后,司法裁判开始认可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并在学术界引起了讨论。文章通过对法条的解释、法理的探寻以及对国际立法例的研究,认为不应当也没有必要赋予违约方以合同解除权。

《民法典》视野下打破“合同僵局”的规则探讨——兼评《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

“合同僵局”现象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且突出的问题,亟待打破。对打破“合同僵局”规则的探索,是为了解决司法现实需求和现有规范供给不足的矛盾,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理论上对打破“合同僵局”规则的探索主要有两种模式——直接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违约方申请司法解除。在学界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的背景下,立法机关在《民法典》一审稿、二审稿、草案及正式稿各阶段的态度呈现反复的状态。而《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最终确定打破“合同僵局”的模式,既是对二审稿第353条第3款的修正,也是对《合同法》(已废止)第110条的补充,是一次有益尝试,但仍需面对构成要件设置较为宽泛可能导致制度滥用的风险,以及只规定了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的除外规则而不能有效化解所有类型的“合同僵局”的质疑和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