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野下传统乡约的“两创”路径探究——以《吕氏乡约》为例

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传统乡约既是一种基层德治规范又是优秀乡土资源。积极探索对方针政策进行乡约式的通俗表述、对现行的乡村管理条例作细化补充、激励乡民共建共享新时代的新乡约、因地制宜打造独具特色的乡约文化等“两创”路径,以期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

《吕氏乡约》德治思想研究综述

乡约,作为一种乡村“土生土长”的文化资源和自治形式,在基层德治和乡风营造方面具有独特的功用。对以《吕氏乡约》为范本的传统乡约所蕴含的德治思想及其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有利于推动传统乡约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传统乡约中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其当代转化——以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吕氏乡约》为例

《吕氏乡约》是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由蓝田四吕兄弟撰写并推行,它的内容涵盖了乡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自身修养提高、人际关系交往、共济制度设计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于中国乡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蕴含着自治思想、规训思想、教化思想和互助思想等丰富的乡村治理思想,对今天的基层治理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对于如何更好地转化其中的价值,本文结合当前蓝田县在乡约文化发掘中的实际进行了简要总结,以期能够为《吕氏乡约》乡村治理思想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撑,从而进一步助推它在实际治理工作中的有效转化。

宋代乡村道德建设解析——以《吕氏乡约》为例

乡里制度的变革为宋代“以民治民”提供了政治契机,儒家知识精英政治意识的觉醒为乡规民约诞生提供了主体条件,而《吕氏乡约》在北宋时期的正式出场,为乡村道德建设找到了新途径。《吕氏乡约》以推崇惟善崇德的教化权威,构建了一套礼法并治、化民成俗的实践机制,勾画了官民相得的乡村道德自治蓝图,开创了乡约治村的先河,为当下中国乡村道德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道德资源。

《吕氏乡约》传统意蕴与德治思想研究

《吕氏乡约》作为传统乡约德治典范,分别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方面提出指导性规范,体现了向善向上的价值追求、赏罚分明的公正理想、礼尚往来的友善思想和帮扶共进的互助精神,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创新制定和德治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基于此,对《吕氏乡约》的传统意蕴与德治思想展开了研究。

情感治理视域下《吕氏乡约》治安治理模式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首部成文乡约,情感治理是构成乡土社会微观治安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其切入探析《吕氏乡约》内在治安治理模式。《吕氏乡约》以情感认同发轫;从引导乡民内生性积极情感和促进乡约集体积极情感再生产两条思路出发,扎根治安微观治理;通过职位设置和集会仪式所蕴含的情感互动柔化治理方式;“规”和“情”的双重赋能是其底层逻辑。未来的乡村治安治理中,宜从挖掘本土特色乡规民约、培育发展新乡贤、空间活动参与路径角度出发,密切村民情感联结,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吕氏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道德教化文本。其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基本要义,展现出宗于儒家传统、本于乡村实际、凸显道德本位等理论特质。通过对《吕氏乡约》合法性的讨论、是否强人所难的讨论以及实践程度的考察能够展开对这一主题的多维认知。

《吕氏乡约》与宋代民间社会控制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它体现的是民间士绅阶层的权力场域,是民间士绅自发以礼治教化为手段的基层控制形式。这种自发的基层控制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间由于权力生成机制的不同,而造成两者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使得乡约难以实行。南宋中期,朱熹对《吕氏乡约》作了增损,其后学弟子又进行了实践,为乡约在明清的推行准备了条件。

《白鹿原》与《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是北宋时期由吕大均制定并由吕氏兄弟在蓝田推演的中国第一部成文的乡村民约。它体现着乡土中国,士绅阶层以"知识—权力"结构模式而实行的民间自治思想,凝结着儒教文化礼乐刑罚并重的集体无意识。陈忠实发现并对它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白鹿原》中呈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具象,因此,剖析《吕氏乡约》在小说中或显或隐的结构便是研究近现代乡土中国的典型标本之一,由此不仅能够解开民族秘史的诸多重要症结,而且也能够了解儒教文化遭遇现代化的种种困境。

简论《吕氏乡约》的和谐思想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由张载弟子吕大钧（1031—1082）于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编订。该《乡约》通过制定一些规则以完成当时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的有序化、和谐化建构。以下仅就《乡约》所体现的和谐思想及其意义加以阐述。

理学视域下的《吕氏乡约》

与以往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吕氏乡约》不同,应该将《吕氏乡约》置于宋明理学学术史视域下加以考察,《吕氏乡约》是关学学人在张载以礼为教、笃行践履的关学精神熏陶下的产物和表现。南宋朱熹对乡约进行增损所成《增损吕氏乡约》,或隐或显地体现了性理学的某些特征;明代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则是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将阳明心学与明代乡村治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乡约创制和实践中,道德教化和乡村自治的文化精神则一以贯之。

群己关系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吕氏乡约》的文本阐释

《吕氏乡约》是北宋理学家吕大钧在蓝田推行的乡民自治公约,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它秉承儒家理念,将道德教化践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本文通过对《吕氏乡约》的文本分析,从群己关系出发,抽象地剥离出乡村社会中的群体与个体,发现群体是乡村自治的基础,个体是德治施行的对象。群体以"德"自治,个体以"己"德治,最终实现对群体关系的调和以及对个体行为的规训,并使得治理功能相互叠加且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了群己的有机融合,实现理想的乡村自治。在当前乡村振兴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重新反思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群己关系及其治理逻辑,对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智慧及文化意义——兼谈乡约文化的现代转化

民间儒学的重要阵地是乡村,乡村儒学能否兴起,是当代儒学能否复兴的关键;《吕氏乡约》所体现的以德性伦理、正义原则、礼教秩序、内省修养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吻合;吸收和借鉴曾在乡村行之有效的乡约文化,创造性地转化《吕氏乡约》,不失为儒学融入当代农村生活的一个可行路径,这已为一些地方乡村进行的乡规民约实践所证明。

《吕氏乡约》乡村治理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应用路径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诞生于北宋神宗年间,由“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兄弟四人)编纂而成。运用现代思维对其进行梳理、提炼,把传统乡约智慧引入现代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对于当代乡村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吕氏乡约》的现代价值和优越之处在于,它不仅提出了符合传统的道德标准,还明确规定了保障乡约得以实现的基层组织形式及其运作规范。用其来探索重构乡村自治的新路径是:(一)坚持文化传承与乡风民俗相结合,打造富有特色的新乡约文化;(二)建立“村委会+乡贤会”双驱模式,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三)坚持礼法共治,将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四)探索乡村治理与脱贫攻坚良性互动,积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吕氏乡约》的传播推广历程及局限性分析

北宋吕大钧创制《吕氏乡约》并在家乡推广。南宋朱熹把儒家理想融入统治阶层的需求,进行增损和完善。乡约在元明清逐步克服局限,恪守边界寻求到了基层自治和国家权力的妥协平衡,从而上升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传播推广地域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清末民初至建国前,乡约及关学传人因固步自封而沦为局部实验。《吕氏乡约》在传播和推广过程中不断贴近国家对基层治理的需求,从而沦为教化和治理工具,自治自主精神消怠。《吕氏乡约》在当代理应完成现代转化,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帮扶从而焕发新的生机。

《吕氏乡约》对当前民事审判工作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作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在司法实践中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法治文明的职责使命。

“枫桥经验”视域下乡约的治理功能研究

以《吕氏乡约》与“蓝田新乡约”为代表的乡约治理功能,取治理智慧,能够为当代乡村建设提供启发和借鉴。乡约是农村地区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主治理的重要依托,发挥乡贤的榜样引领作用,借助道德教化维持乡村秩序稳定,将基层矛盾化解在源头,这种治理方式可谓是当代“枫桥经验”的滥。我国诸多地区有着优秀的乡约文化传统,北宋时蓝田乡绅吕氏编订的《吕氏乡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是优秀乡约的典范。

陕西蓝田《吕氏乡约》:中国历史上最早成文乡约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蓝田吕氏四贤吕氏先祖为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后迁居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书香传家,人才辈出。代表人物为北宋时期的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四人,被誉为'蓝田吕氏四贤'。吕大忠(1020-1096年),字进伯,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初为陕西华阴县尉。

《吕氏乡约》中的廉洁思想

中国古代廉洁思想博大精深,体量丰富,不仅存在于官方典籍之中,也广泛存在于乡规民约和私人著述之内。我国第一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通篇蕴含着廉洁思想。《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由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兄弟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制定并在当地推行。该乡约对村民道德、行为规范和乡村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吕氏乡约》建立在关学思想基础之上,继承了关学"明礼教,敦风俗"的致用宗旨和传统文化中"明德慎罚"的德治传统,在其"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约文中,都含有丰富的廉洁思想,对乡民提出了相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