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野下传统乡约的“两创”路径探究——以《吕氏乡约》为例

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传统乡约既是一种基层德治规范又是优秀乡土资源。积极探索对方针政策进行乡约式的通俗表述、对现行的乡村管理条例作细化补充、激励乡民共建共享新时代的新乡约、因地制宜打造独具特色的乡约文化等“两创”路径,以期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

宋代乡村道德建设解析——以《吕氏乡约》为例

乡里制度的变革为宋代“以民治民”提供了政治契机,儒家知识精英政治意识的觉醒为乡规民约诞生提供了主体条件,而《吕氏乡约》在北宋时期的正式出场,为乡村道德建设找到了新途径。《吕氏乡约》以推崇惟善崇德的教化权威,构建了一套礼法并治、化民成俗的实践机制,勾画了官民相得的乡村道德自治蓝图,开创了乡约治村的先河,为当下中国乡村道德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道德资源。

“枫桥经验”视域下乡约的治理功能研究

以《吕氏乡约》与“蓝田新乡约”为代表的乡约治理功能,取治理智慧,能够为当代乡村建设提供启发和借鉴。乡约是农村地区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主治理的重要依托,发挥乡贤的榜样引领作用,借助道德教化维持乡村秩序稳定,将基层矛盾化解在源头,这种治理方式可谓是当代“枫桥经验”的滥。我国诸多地区有着优秀的乡约文化传统,北宋时蓝田乡绅吕氏编订的《吕氏乡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是优秀乡约的典范。

群己关系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吕氏乡约》的文本阐释

《吕氏乡约》是北宋理学家吕大钧在蓝田推行的乡民自治公约,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它秉承儒家理念,将道德教化践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本文通过对《吕氏乡约》的文本分析,从群己关系出发,抽象地剥离出乡村社会中的群体与个体,发现群体是乡村自治的基础,个体是德治施行的对象。群体以"德"自治,个体以"己"德治,最终实现对群体关系的调和以及对个体行为的规训,并使得治理功能相互叠加且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了群己的有机融合,实现理想的乡村自治。在当前乡村振兴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重新反思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群己关系及其治理逻辑,对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宋《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当代启示

《吕氏乡约》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其内容包含"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4个方面,同时还规定了违约的惩罚措施、组织的日常活动及领导管理方式,对当代农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吕氏乡约》强调道德教化,以礼教作为乡村治理的思想基础;主张赏罚分明,以明确的惩罚规约作为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宣扬守望相助,打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明确组织形式,构建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这些朴素的乡村治理思想提醒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应将道德规范教育与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将乡村骨干力量与基层民众力量相结合,将乡村社会制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

情感治理视域下《吕氏乡约》治安治理模式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首部成文乡约,情感治理是构成乡土社会微观治安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其切入探析《吕氏乡约》内在治安治理模式。《吕氏乡约》以情感认同发轫;从引导乡民内生性积极情感和促进乡约集体积极情感再生产两条思路出发,扎根治安微观治理;通过职位设置和集会仪式所蕴含的情感互动柔化治理方式;“规”和“情”的双重赋能是其底层逻辑。未来的乡村治安治理中,宜从挖掘本土特色乡规民约、培育发展新乡贤、空间活动参与路径角度出发,密切村民情感联结,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智慧及文化意义——兼谈乡约文化的现代转化

民间儒学的重要阵地是乡村,乡村儒学能否兴起,是当代儒学能否复兴的关键;《吕氏乡约》所体现的以德性伦理、正义原则、礼教秩序、内省修养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吻合;吸收和借鉴曾在乡村行之有效的乡约文化,创造性地转化《吕氏乡约》,不失为儒学融入当代农村生活的一个可行路径,这已为一些地方乡村进行的乡规民约实践所证明。

《吕氏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道德教化文本。其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基本要义,展现出宗于儒家传统、本于乡村实际、凸显道德本位等理论特质。通过对《吕氏乡约》合法性的讨论、是否强人所难的讨论以及实践程度的考察能够展开对这一主题的多维认知。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火寿)《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火寿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火寿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以蓝田《吕氏乡约》为中心

北宋熙宁年间出现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开创了中国古代乡民自治的历史先河。它的发起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宋代新儒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逐渐成长起来的主体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教化、政治整合与矛盾化解等功能成为宋代及后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补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乡民自治的积极性,夯实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非常重视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对其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治理念和乡治体系。

中国乡村治理道路的历史探索——杨开道及其《中国乡约制度》

杨开道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的早期开拓者,《中国乡约制度》是他的重要代表作,提倡民约民治,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合理结合,反对白上面下强迫民众参加,四者各行其是的做法,意义深远。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制度的衰败,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乡约制度在明代许多地方得到实施,乡约本为以道德自律为目的的民间的自发组织,但到明后期,基层政府大力在地方推行乡约制度,并利用乡约来进行地方治理,其利弊得失在史料中描述甚少,而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此有详细记录,如乡村社会的治安、民间纠纷的调解等。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规民约价值重构探究——以桂西北X镇为例

乡(村)规民约在农村治理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辅助基层政府治理乡村的有效抓手,又发挥着乡村善治最大“公约数”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开启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局面,也为乡(村)规民约的价值重构提供了广阔舞台。桂西北X镇基层政府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乡村治理目标,以“乡规民约、乡村道德、乡村文化”为价值链,引导当地乡村建设符合时代要求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乡(村)规民约体系,通过乡(村)规民约对村民行为的规范、对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导,提升了乡村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及乡村治理效能。

加强村规民约过程管理 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是维护农村生活秩序、稳定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推进村民共建共治共享载体建设,需要加强村规民约过程管理,把组织建设起来、让乡风文明起来,全面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智慧探析

文章概述了宋代儒学与吕氏乡约,阐述了《吕氏乡约》包含的四大内容,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介绍了南宋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发展与改变。分析了吕氏乡约所体现的法律思想。探析吕氏乡约对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坚实法制基础;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诉讼调解相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约治理重构研究

"乡约治理"是包含乡约文本与乡村基层组织(包含管理人员)的复合体,是存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机制。将"乡约治理"中的有益元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予以创新和重构,有利于引领乡村"蝶变",进而促进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马克思·韦伯的"权威"理论为探讨"乡约治理"权威来源提供了分析框架,并以传统"乡约治理"的精华为基础进行创新和转化,在分析乡村治理困境的基础上,对乡约治理在新时代予以重构。

新时代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理路探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开题学术观点侧记

乡约是中华民族传统乡村自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从中华传统乡约文化中汲取智慧。乡约文化助力乡村振兴,需要立足于乡村的古今变迁,以乡约文献的系统为基础,探求乡约文化在中国历代社会治理中的智慧和经验,并结合当今时代需求和乡村实际,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乡约与乡村治理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有一套完整系统,其中乡约扮演了重要角色。乡约诞生于乡村社会,从以德教化为主,逐渐发展成为统筹乡村诸多实务的综合治理平台,在稳定乡村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乡约起源乡约,也可以称为"乡规民约"。规,强调的是规矩;约,强调的是约定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