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汹涌、扰攘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凉。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呐喊》的现代演绎 评尤古立剧团《尝试集》

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成为中国的文学巨匠,如果他没有弃医从文,而是完成学业后返回故乡成为一名大夫,会发生什么呢?小剧场话剧《尝试集》便从这一假设出发改编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生命不息,呐喊不止——鲁迅先生的《呐喊》赏析

鲁迅先生《呐喊》中的作品既真实又魔幻,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深入解读与分析,深刻体现了那个时代无力改变的孤独感。生命不息,呐喊不止,《呐喊》中的人物与故事,表达了悲伤、无力、让人窒息的感受,冷漠的人们显示出了当时社会的愚昧可怕。鲁迅先生的“泣血”写作,表达了一种无声呜咽,同时又不放弃希望,启发意义显著。

《呐喊》研究中的“短篇小说”文体认同问题

《呐喊》问世100年来,相关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作家、批评家虽然不否认其为小说集,但对其中的一些单篇作品的文体认知,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对《呐喊》文体理解的分歧,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期对现代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概念认知上的混乱表现。在文体观念上,主要存在着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与故事、短篇小说与杂文随笔等概念的混淆,这些概念的混淆制约了人们对《呐喊》文体的认识。如何回到“短篇小说”,如何以小说的文体与方式谈论鲁迅的小说,或者回到鲁迅的短篇小说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内在关系上讨论鲁迅小说,是置于学术讨论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以“小说性”回到《呐喊》研究,是基于鲁迅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联系和现代小说的基本事实,基于鲁迅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文体创造。从“小说性”出发,才有可能触摸到《呐喊》文体的精魂所在。

经典的诞生及辐射——《呐喊》初版百年纪念本导言

《呐喊》一问世就震惊了世人,鲁迅以鲜活的语言表现了病、药、死等意象,内中含着大的悲悯,在思想与审美方面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不久被译介成不同语种,在国内外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一百年来,在诸多视角的研究中,它成为常读常新的经典。

鲁迅小说集《呐喊》新潮社初版溯源

1923年8月《呐喊》在新潮社初版,在此之前两年,已有陈独秀、胡适等邀约集结出版,可见新文化阵营对这部小说集的重视。以周氏兄弟与文学研究会及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再加上北大与张元济的密切合作,理论上《呐喊》最佳的出版资源应该是商务印书馆,但由于现实中如译文退稿、新潮社相关人员等种种因素,鲁迅最终选择在新潮社出版他的第一部创作小说集。本文通过鲁迅书信、日记、文章及《呐喊》初版本排版、印刷等各方面线索,试图溯源这本小说集初版出炉的过程。

社会认知视角下《呐喊》《彷徨》中的人物命名艺术探究

社会文化归社会群体所有,语言的发展演变与社会事实息息相关。作为语言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学作品中的人名沉淀为一定社会群体的共享物,必然承载着不同层次的社会意义。文章以鲁迅小说集《? 呐喊》?和《? 彷徨》?中的149个人物姓名为语料,以社会认知为视角,分析其命名艺术,剖析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事实。

鲁迅《呐喊》疾病意象的启蒙指向

鲁迅学,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显学,其作品中的各种文学思想以及意象内涵早已被学界反复论证。不论是从鲁迅的小说、杂文、书信,又或是其他文体,都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国民的关注,他以深沉、深邃的眼光注视着国民、民族、国家的“疾病”,试图为其寻找“治疗”的“药方”。从鲁迅的代表作《呐喊》以及其他文献资料中可以推断出,他并不对底层民众失去信心,他的文学作品和启蒙理念一面突显了他对国民的深厚情感和担忧,一面表达了他对国民自我觉醒的希望。

论《呐喊》的谐厉品格

鲁迅的《呐喊》深沉可敬、诙谐可悦、亦悲怆可怖,如《狂人日记》中的“吃人”、《阿Q正传》文尾的狼眼、《白光》中的下巴骨说话、《不周山》(《呐喊》第13次印刷时移除此文)文末的尸体之上扎寨等等,但可怖长久以来并非鲁迅学研究焦点,可怖与诙谐在鲁迅《呐喊》等创作中的内在统一亦一直未被学人重视。

媒介位移与再造的新文学——《呐喊》出版始末探

讨论鲁迅的第一本小说创作集《呐喊》未实现的出版可能及其实际的出版过程,阐释《呐喊》出版故事背后新文学人对自为的生产方式的探索。新文化运动借助上海书业的媒介迅速风靡,而其成果被迅速收编,成为晚清以来中国印刷资本业知识生产中的品类之一。《新青年》同人分散后,周氏兄弟从新文化运动的多重主题中清理线头,继续文学革命。为了避免文学成为均质的现代知识商品,他们选择搁置与既有书业的合作,与新潮社共同探索另起的文学生产之路。《呐喊》及其所属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出版,既延续着周氏兄弟晚清时期对文学媒介形式的设计,又在新潮社青年奔走于北京印厂书摊之时,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小型知识共同体的转型。而新潮社以北京为市场,借助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资本形成了在地的生产循环。后五四时代的开初,经周氏兄弟晚清经验与新潮社学生五四经验的合流,新文学人在上海书业以外,以北京为中心,开始造成媒介的位移:新的文学产品、新的出版机构及新的文学市场在北京出现,提供新文学专属的媒介形式和生产环流。而发生不久的新文学亦经此得以再造:避开为印刷资本业迅速收编的风险,将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与生产及物的联结于媒介。新文学人暂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生产方式,亦找到了此后不断革命的基础。

“但见奔星劲有声——纪念《呐喊》出版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是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100周年。作为定居北京期间的文学创作实践,《呐喊》掀开了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新篇章,鲁迅也因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主将。为进一步释放《呐喊》的文学及思想价值,深化鲁迅的精神文化遗产研究,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下简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北京市鲁迅中学于9月16至17日在京联合举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呐喊’”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北京鲁迅博物馆策划的“但见奔星劲有声——纪念《呐喊》出版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下午至17日上午在北京前门建国饭店召开。

日本《呐喊》百年解说史论析

“探索式释读”“求索式释读”“挖掘式释读”“开放式释读”这四个阶段构成了日本的《呐喊》百年接受史,它们前后相连、互成因果。本文梳理并分析这四个接受阶段,整理《呐喊》在日本被传播被解读的基本思路及日本学界接受和传播《呐喊》的基本路径,以一种“互鉴”的方式探索《呐喊》焕发出的“新生命”。

《呐喊》的声音系统研究

《呐喊》是一部充满着声音交响的作品集。其中人物的独白、对话,作为主调音勾勒出作品整体的声音系统轮廓。人物声音与作者的声音作为信号音参与到叙述策略中,完成推手任务。具有象征意义的声音符号作为标志音生成作品的意义场。“呐喊”作为会意字本身带有强烈的音响效果,声音在传播过程中的图像机理反过来为《呐喊》的主题赋形,从而进一步铸就了《呐喊》的精神性。本文将以往注重挖掘文艺作品视觉空间的“观察”方式改为听觉空间的“聆察”方式,将声音与意义结合,作为探讨《呐喊》文本内涵的有效路径。

基于语料库的《呐喊》英译本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本文尝试采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对《孔乙己》等四篇短篇小说进行研究,分别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分析蓝诗玲和杨宪益、戴乃迭两个版本的翻译风格,并结合译者时代背景、翻译标准和策略等方面进一步探究译者风格成因。分析结果表明,杨、戴译本短句多,口语特征明显,词汇难度也不大,更易读;蓝诗玲译本句法复杂度高,长句多,口语特征略微平缓,阅读难度稍大。通过对《呐喊》译者风格的研究,本文希望能促进《呐喊》的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扩大鲁迅作品的知名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出一份力。

浅论鲁迅《呐喊》《彷徨》中“走”的时刻

本文主要探讨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普通民众、旧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这三类人物“走”的时刻,从华老栓、孔乙己、四铭、狂人等人物的“走”中,看到普通民众的朴素真诚、旧知识分子的卑微与局限、新知识分子对环境与绝望的反抗,以此打开一个立体生动的民国、一个丰富而深刻的鲁迅世界。

以《呐喊》为例谈鲁迅小说中角色形象对作品的超越

角色形象是读者记住与认识一部优秀作品的重要标记。塑造角色形象是鲁迅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鲁迅小说中有很多角色形象被我们所熟知,如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鉴于角色形象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角色形象塑造进行分析,指出其在剧情、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具备的内涵。

阶梯式任务驱动下的整本书阅读策略研究——以《呐喊》整本书阅读为例

阶梯式任务驱动下的整本书阅读是指聚焦文本核心问题,逐层深入,有梯度地设置阅读任务,最终促成学生思维提升与精神成长的阅读方法。以《呐喊》整本书阅读为例:入门阶段——导读激趣,让整本书阅读意兴盎然;沉浸阶段——检视归纳,让整本书阅读真实发生;提升阶段——读写共生,在整本书阅读中提升思维。

鲁迅文学日语翻译思考——以竹内好的《呐喊》为中心

百年来,日本已形成了阅读鲁迅的传统。然迄今为止,鲁迅文学的日译是否已充分体现鲁迅的文体及其思考值得探讨。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Venuti)针对外语翻译,从domestication(归化)和foreignization(异化)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就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而言,则分别对应为鲁迅文体及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本土化与日语语言文化的鲁迅化及中国化。历来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大致带有浓厚的"归化"倾向,其中,竹内好的翻译可谓最为"本土化"。鲁迅小说的文体特征之一,便是借曲折的长句绘出迷途般的思绪。相比鲁迅的原作,竹内译本使用了数倍的句号(。),将原为数行的长句切成众多短句,将鲁迅迷茫苦恼的思索转译成了清晰简明的思考。文章拟考察竹内的鲁迅翻译中的"本土化"倾向,探究其原因与利弊,并着力追索"鲁迅化"的日译风格。

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

启蒙、国民性与革命者三个问题一直以来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这三个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阿Q这样的"愚弱"国民,从而忽略了鲁迅对于知识精英们的不满。鲁迅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不能自我言说、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批判了多少目不识丁的"看客",而在于他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以冷静的理性思维,挑战着知识精英们的话语霸权,揭穿了启蒙现代性的神话,以及在现代启蒙神话裹挟下的盲目"革命"的冲动。

《都柏林人》和《呐喊》、《彷徨》比较研究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与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具有相同的思想主题:乔伊斯揭露都柏林人的"精神瘫痪",而鲁迅抨击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乔伊斯与鲁迅笔下的主人公也具共同点:他们都是社会重压下精神扭曲的人物.本文比较研究乔伊斯和鲁迅的短篇小说,试图探讨二者作品相同内涵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