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经卦辞“小”义新论

《周易》本经卦辞中的"小"字当独立断读,并且在《旅》、《巽》、《遯》、《既济》、《贲》五卦卦辞中起到语义逻辑的枢纽作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卦辞"小"义及相关卦爻辞的深入考释活动,体现了理解《周易》本经文本所需要的一种较为全面系统的解释方法。

《周易》本经爻辞“小”义新论

《周易》本经爻辞中的"小"义问题,存在着与卦辞中类似的情况。通过对萃六三、噬嗑六三、蛊九三、屯九五等四条爻辞的全面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小"义在本经卦爻辞中的独立用例,并充分认识到本经中"小"及诸断辞也各自相对独立为义。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现,对于进一步展开本经思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易》本经文本语义构成问题述论

《周易》本经文本语义构成问题由来已久。通过对"象""辞"思维活动性质的深入理解,把握了《周易》本经文本中符号与语义之间一些基本问题的区分。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易学史上关于《周易》本经文本语义构成问题的各类观点,析理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卦爻辞考释成果得出初步结论:《周易》本经文本在易辞层面由物象、事类、说理辞和判断辞四类语义形态构成,它们语义功能有别但具有内在一致的语义逻辑关系。

略论马王堆帛书《周易》本经通假字的类型与传承

马王堆帛书《周易》本经通假字分为有形体联系和无形体联系两大类,其中有形体联系又可以分为声符相同、形符不同,增加形符和省减形符三种。根据传承与流变情况可大致将其分为如下四类:出现于帛书时代之前,沿用至帛书时代消亡的通假字;在马王堆帛书时代之前出现,沿用至帛书时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通假字;属于帛书自身或同时代特有的通假用例;产生于帛书时代,沿用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的通假字。

从语言的比较论《周易》本经成书的年代

关于《周易》本经的成书年代，从古至今有种种异说，或认为它成书于殷末周初，或认为成书于西周末年，或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初年，更有甚者，则认为它成书于西汉昭、宣间。本文采用语言比较的方法，将《周易》本经中的大部分基本词汇、实词附加成份、虚词的运用等，与殷商甲骨文、《尚书》、《诗经》、《左传》、诸子等先秦文献进行了比较考察，确定《周易》

新质生产力:基于《周易》思想的理解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周易》蕴含的“量变质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深刻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联系与区别、“新质生产力”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周易》蕴含的“天下随时,随时而行”的深刻思想,对于探寻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对策具有重要启示。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与传统忠德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中,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德目。考诸《周易》经传,其中已蕴含丰富的忠德意蕴。从忠德的理论依据看,“忠自中出”,且主要表现为在下者对在上者的忠,《周易》的天道尚中思想和天地尊卑观念为传统忠德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此外,忠作为一种践行主体为全体人的道德规范,其多维内涵在《周易》中也有充分体现。《周易》经传中既有敬天保民的在上者之忠,也有柔顺谦敬的在下者之忠,还有忠信待人的平等主体之忠。在《周易》构建的道德体系中,忠作为进德修业的核心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易学革命与新易学的创建:上博简《周易》形态谱系新探

上博简《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其文本形态与《连山》《归藏》皆不相同。从源流谱系来看,上博简《周易》是对《连山》《归藏》旧易学改造基础上创建的新易学,是为第一次易学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易》卦辞不再列举已往实占记录,而由象辞及占辞构成;第二,《周易》卦辞中的占辞具有断占的方向性和条件性限定;第三,《周易》在改造卦辞的同时,还创造了爻辞;第四,象辞的创作;第五,占辞的象辞化。《周易》文本改造的意义在于:第一,《周易》文学性的生成,使其成为后世诸多文体的源头;第二,《周易》思想性的生成,使其从纯粹的筮占之书转变为思想之书;第三,新易学的创建,开创了易学史的新时代。新易学与旧易学的区别是:第一,新易学对六十四卦从卦名到卦辞作了彻底的改造:卦名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卦辞也不再列举往昔名人实占记录;第二,新易学彻底摒弃了《连山》《归藏》旧易学的神启色彩。在《连山》《归藏》旧易学中,吉凶悔吝的断占是神灵的启示,而在《周易》新易学中,吉凶悔吝的出现是有前提和条件的;第三,新易学创建了系统的阴阳哲学和变易哲学。此后孔子开创的“不占”易学,是为第二次易学革命,易学再次开辟新时代。

《易林》对《周易》的承继与新变

《易林》一书,无论是其外在的四千零九十六条林辞的形式,还是其内在的运用《周易》象和数、卦爻辞义旨乃至易学思想的本质,都是一本衍易之作,其对《周易》既有诸多承继,又能结合时代特征做出许多新变。这种承继和新变,主要体现在《易林》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沿用和变革,对《周易》卦象的承继与新变,对易学思想的吸纳与创新等方面。

《西游补》与《周易》:主题与结构

刊刻于1641年的《西游补》是一部发挥到极致的文人写给文人看的小说,其中一个特点是作者的旁征博引。不同文本的引用、化用、影射以及戏拟的叠加给这部小说带来厚重之感。其中与主题密切相关,并且贯穿于小说深层结构始终的最重要文本则是《周易》。小说的情节、地点均建筑在某一卦、某一爻之上,或是二者的组合。整部书都以《周易》为基础,其中每一回、每一情节或场景均可视为不同的卦象。此小说始于对《周易》解释性诗篇,终于对《周易》的引用,可以与《周易》对读,二者彼此相互阐述,相互补充。数千年来对《周易》的阐释也增加了这部小说的复杂性。

《周易》卦爻辞所见“诚信”思想诠解——兼论《周易》的性质

诚信作为古今通义,是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周易》卦爻辞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诚信”思想,是《周易》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之一,表达集中于“孚”“躬”“贞”“允”四字。结合各类新出文献考释与“孚”“躬”“贞”“允”四字相关的卦爻辞,探析此四字本义,分析前学对卦爻辞的误释。“孚”释为“信”,大多可理解为“诚信”;释作“符合”“相应”时,表示历法与天象、天时相合;释作“信服”时,指心悦诚服;释作“仁爱”时,则表示因仁爱而让人信服。“躬”释作“信”,二字音韵、字形密切,释作“诚信”之义,卦爻辞文意更加通顺。“贞”当训为“正、定、静”,且有“贞固”之义,强调不变化、固定,符合对君子固守“诚信”之德的要求。“允”本作“果然”“确实”之义,商周之际出现了“诚信”的用法。如此释读,既能坐实《周易》本经是哲理之书,也能印证孔子解《易》思想与方法的正确,孔子重信当源于《周易》。

《周易》“君子”辨析

“君子”是《周易》中最为重要的人格类型,“君子”的意涵主要可以从“位”与“德”两方面进行把握,在《周易》经传出现的“君子”概念中二者各有侧重,并非截然对立。《周易》古经中的“君子”多指政治地位较高的贵族统治阶层,尽管其德性处于附属地位,但并非无关德性。《易传》之中,德性成了辨别是否为“君子”的最显著标识,而且其可能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此外,《周易》中所出现的“贤人”“仁者”“幽人”之意涵虽各有偏重,但它们在德性修养方面相通,亦可视作以德而论的“君子”之别称。

郑国涉水诗歌与《周易》“水”隐喻的艺术呈现

郑国诗歌有较多关于涉水意象的作品,其中《郑风·扬之水》《褰裳》以渡水未成隐喻情爱受阻,《郑风·溱洧》《出其东门》则以渡水成功隐喻情爱顺利,这与《周易》经卦中《坎》为“坎险”之水,并以是否“涉川”成功来喻示事情进展的顺逆有互文关系。《郑风·野有蔓草》“零露”对“邂逅相遇”的倾心美好,《风雨》“云雨”对“既见君子”的欢欣愉悦,这些抒叙与《周易》经卦中《兑》为“兑以说之”之水,并以多种形态的水来表现静谧兑悦有互文关系。郑国涉水诗歌整体提喻了《周易》与《诗经》叙述类型的互文同构关系。

《周易》视域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法构建——以卦象心理与环境的分析为例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及实务应汲取其思想,以实现传统优秀文化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主要思路为:首先,主要以《周易》首卦“乾卦”为例,总体上提供与西方社会工作学不同的理论与实务方法;其次,通过“困卦”的“不易、简易、变易”卦象内涵为社会工作者与案主构建解困、出困的心理引导与实操路径;最后,以“未济卦”的哲理为指引有效融入社工结案的过程分析;等。文章意义在于,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实务困境提供本土理论资源的一种新尝试,也为基于本土的社会工作心理与环境的提供发展路径。

以己度物·英雄符号·诗意言说——《周易》诗性审美模式研究三题

《周易》一直被解读为哲学经典,其哲思及理性的特征构成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源头;《周易》同时也是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文学性经典,其诗性的特征同样构成中国文学及美学的源头。《周易》蕴含了深刻的诗性智慧,它源自远古时期早期人类所独有的诗性思维。诗性智慧是一种以己度物和移情的审美模式,这种审美模式离不开对英雄传说的想象。《周易》卦爻辞具有丰富的文学性,这也是其诗性美学的展现。《周易》的诗性审美在源流、想象及其展现三个层面依次展开,最终建构为三种模式:“以己度物”、“英雄符号”和“诗意言说”。《周易》的诗性审美模式,不仅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文艺美学的建设亦具有启示意义。

爻辞中心的《周易》创造精神与著作体例解读

解读《周易》经文应以爻辞为主,爻辞是文王及其集团的政治思想与人生智慧,实乃孔子学《易》的文字对象。《易经》之形成,始于卦名之取得,它并没有固定的原理,然则有若干形成思路。其间极具特别意义之处,当属单阴五阳与单阳五阴的卦名构建,此十二卦最能展露六爻爻辞之位阶角色思想。《易传》诸篇与爻辞解释直接相关者,当属《小象传》与《文言传》二篇,及《系辞传》上下各一章阐释孔子的解经文字。疏解《易经》首当揣度卦名之由来,次之乃探赜爻辞,之后方可索隐卦辞之谛。《彖传》与《大象传》均可仅视作后学之创作,与爻辞意旨的疏解关联不甚紧密。而《序卦传》与《大象传》乃与卦名之由来无甚关联,不必据此二者解析卦名,此皆儒家哲学之义理发挥。

论《周易》的“中行”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行”是《周易》的重要观念,是中正之道的体现。《周易》经文从君臣行事和道德品质两方面对“中行”进行论述,是为政之道的主要原则。《周易》传文对“中行”观念进行阐发,凸显“中行”在道德修养上的突出作用和地位。先秦儒家普遍重视“中行”,孔孟更将其与“中道”“中庸”等结合起来,成为儒家道德与政治所追求的至德。汉唐至宋明时期,对“中行”观念的诠释呈现出从象数到义理的思想演变。“中行”蕴含着对“中”的崇尚,是道德修养和社会治理的理想境界。依“中”而“行”、全面考虑、不走极端、坚守道义,对化解当今时代发展中的矛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周易>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出版发行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任运忠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周易>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全书分为绪论、6个主体章节和结语,共计38.3万字。其中,6个主体章节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经,以译介与传播《周易》的人物主体及其译本或著述为纬,勾勒出16世纪末至今不同历史时期《周易》在西方译介与传播的历史轨迹。

《〈周易〉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出版发行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任运忠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周易〉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全书分为绪论、6个主体章节和结语,共计38.3万字。其中,6个主体章节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经,以译介与传播《周易》的人物主体及其译本或著述为纬,勾勒出16世纪末至今不同历史时期《周易》在西方译介与传播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