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自居与处世——从王弼《周易注》出发

王弼在《周易注》中探讨了君子的自居与处世之道,其笔下的君子形象既带有儒家以德配位的理想人格色彩,又蕴含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与现实向度,指涉魏晋时代品行高洁却又不得不于乱世中待人接物以求生存的士人群体。王弼认为,真正的君子应保守德行,顺时而为却不随波逐流,在积极的有为与谦和的虚待中寻求平衡点,如此方能一方面于时势变化中识其分位、保全自身,另一方面始终贯彻自身主体性,在权衡变通中行道于天下。

王弼《周易注》与东晋官方易学

王弼《周易注》于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六月始立官学,标志着魏晋玄学义理易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尽管太兴四年(321年)增补郑玄《周易注》,太元九年(384年)增补王肃《周易注》,形成王弼、郑玄、王肃三家并立官学的局面,但王弼易学无疑占主导地位。这种格局,是东晋玄学名士与司马氏皇权"共天下"在经学领域的反映。

以象数扫落象数——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的变革

王弼《周易注》突破了汉儒阴阳五行宇宙观下"占验灾异"与"推象通辞"的"象数",主张"随义取象",注重卦时与爻变,以自身玄理下新的象数,代替了汉儒烦琐推衍的旧象数,纠正了汉易"义理出于象数"的颠倒思维。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突破的核心,不在一卦一象的解释,亦不在所谓不论"互体""卦变"等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整个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老子注》与《周易注》——王弼哲学思想管窥

王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两部著作中,尽管从内容看后者的成书明显晚于前者,但它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前者主要从较高层次的本体立论,偏重讲"无",但是由于立论过于宏观,对"无"在具体人事上的价值并没讲清楚。后者虽然立足现象层次,阐发各种具体情景中所蕴涵的必然之理,偏重于讲"有"。正是由于对"有"的重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在具体人事中的意义。

用无常道 唯变所适——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未”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用无常道”、“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从《文心雕龙》风骨论中看王弼周易注的辐射

风骨论不仅是一个影响甚大的批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审美价值观念。刘勰系统阐释之后,这一概念就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中。从而由原本体现士族精神与玄学意识的人物人格形象品藻,逐渐转变为刘勰原道宗经立场的文论思想与文学主张,使风骨论的内涵具有明显的儒家文化色彩,而与人物品评异趣。此种体现玄儒汇通化成的学术观念与文化思潮,其中暗涵的《易经》及传注影响,对深入探寻刘勰风骨论的文化底蕴,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王肃《周易注》、王弼《周易注》与荆州学派关系初探

王肃易学和王弼易学都可溯源至荆州学派,通过对比双方的《周易注》,可推断出两者都继承了荆州学派恢复费氏古文《易》以传解经的传统,但前者以继承师说为主,后者以突破创新见长。

王弼《周易注》与《周易略例》

王弼《周易注》融入了道家智慧,可谓＂援老入《易》＂;然而,＂援道入儒＂又是其《周易注》的另一特质。王弼注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以道家＂自然＂哲学的方法,系统地重新解释了《周易》的命运原理,扫除了汉儒的象数迷障,保留了义理精华,从社会时势与主体条件的结合上,解释了命运的生成,予神秘的＂易道＂以理性主义的回答。

《周易》王弼注商榷

官定本《周易注疏》为王弼注,王弼注以其简明,切近《易》旨,优胜于诸家,而独享尊荣。对照诸家训释,王弼注亦有较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摭得几则,指出其瑕疵,以期推进《周易》的研究。

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自己的思想”:从王弼《周易注》看

王弼注释经典文本《周易》,借助《周易》的丰富内容,利用自己相当渊博的知识,注释时进行发挥。王弼在时中、法制、改革、军事、婚姻家庭、决策、隐逸、境遇、教化、“位”的思想诸多方面,拓宽《周易》的内涵,表述出自己的思想。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王弼《〈周易·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

敦煌本王弼《周易注》札记

敦煌卷子有魏王弼《周易注》残卷,为唐写本。残卷作为迄今所见王弼《周易注》最早的写本,对《周易》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校勘学价值。有关残卷的研究,民国以来仅几位学者有所涉及。以残卷与今通行的影印清阮元挍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相比勘,互有异同,其中10处以残卷行文为胜,涉及阮元刻《周易正义》中的脱字3处,误改5处,衍字2处。

王弼《周易注》底本浅析

《周易》原本只有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经，后经孔子做《易传》，乃加入“十翼”。王弼《周易注》底本源自费氏易，其只为六十四卦做注，之后有晋韩康伯为系辞以下做注。合为流传至今的《周易注》。

从王弼《周易注》看敦煌写本的文字学价值

王弼《周易注》敦煌写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较早的《周易》注本,在敦煌易类文献中内容最为丰富,可与传世本相互比对,因此在版本、校勘、文字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文字学方面,敦煌王弼《周易注》可丰富近代文字研究的史料;对于研究正俗字体的形成过程有参考价值;可与各出土本及传世本相互比较,考察文献用字差异,纠正文字传刻之误;还可直观呈现汉字由隶书到楷书的发展变化。

王弼《周易注》与《老子道德经注》对郭象《庄子注》的影响

郭象的《庄子注》无疑是受到了王粥《周易注》和《老子道德经注》的影响，虽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立场有很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影响是不能抹杀的。而王弼的这两本注释，郭象受《老子道德经注》的影响更多一些。本文详细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指出郭象对于《周易》的接受，《系辞》显得接受更多，只是《系辞》由韩康伯注，而韩康伯的思想是直接继承王弼而来的。

王弼、韩康伯《周易注》的生态哲学思想发微

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易学的代表著作,他们排斥汉易象数学,从义理的角度援引老庄思想解读《周易》,对后世易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们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读建构一个整体的、连续的、有机的本体宇宙论,主张万物按照自然本性自我演化,反对人对自然万物的过分干预,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阐扬。同时由于其“以无为本”的宇宙观,而忽略了《易传》中阐发的“生生”这一重要的生态思想。

从《周易注》第五爻辞注探王弼“会通儒道”的君主观

王弼《周易注》是魏晋时期诠释《周易》的重要力作。王弼屡称第五爻为"尊位""盛位",在九五爻辞注中,王弼以儒解《易》,体现其儒家式的君主观;在六五爻辞注中,王弼以道解《易》,彰显其道家式的君主观。王弼巧妙地融合儒道思想,为《周易》诠释与魏晋玄学作出独特的贡献。

扬弃与超越:论王弼《周易》学

王弼易学虽属于义理一派,但也并非"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不离象数,向道回归,有阐释义理的鲜明学术蕲向,是王弼所建构的解释学原则;不废章句,以传解经,注重疑难词义的训释,将章句之学阐释经义的方法升华到义理抽象的层面,是王弼所建构的解释学方法;不离卦爻,综合考察卦爻形式与内容的动态变化,追寻因时适变,是王弼易学哲学思辨的核心;援老释易,从具体现象出发,探究宇宙本体,是王弼易学本体哲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