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经学诠释思想探微

经学诠释问题是唐代经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贾公彦的《周礼疏》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疏曾被誉为“五经注疏”中最好的一部,该疏所蕴含的经学诠释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谶纬思想加以利用和重新释解;从经学的疏解理路、话语体系、意义内涵等三个维度重新对“礼是郑学”的命题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义理化阐发;在诸经互释与相互证印中发明新意。故而对此相关问题的历史还原与反思勾勒,不仅是我们理解贾公彦个人经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更是管窥汉唐经学流变文脉中一个不可阙如的环节。

《周礼》互文释例发微——中国传统互文视野下的文本内涵与《周礼》研究新路径

解读《周礼》须掌握两把钥匙,一是名物制度,一是行文体例。“互文”正是贯穿《周礼》全书的、运用于书中各个文本层次之间的、兼有修辞手法和结构体例意义的文本建构方式。这决定了《周礼》中的大量文句和大量篇章需要以互文的视角对照阅读,其根源则是为了应对“官异事同”和“事异礼同”现象将导致的重复书写。《周礼》中仅《大宰》一章便涉及互文30余处,多为前人未发之覆。由同义互文辨正训诂,由补义互文发掘隐义,足以拓宽我们对于《周礼》文本内涵的认识,同时亦可纠补郑玄、贾公彦、孙诒让、杨天宇等学术史上主流学者的误解和疏失。《周礼》“互文阅读法”将会展开一片新的文本景象,从而为经学和史学角度的元典解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论郑玄对朝贡体系的理论阐释——以《周礼·大宰》“九贡”郑注为例

郑玄对于《周礼·大宰》“九贡”的注与郑众(郑司农)展现出很大的不同,其通过注“九贡”对朝贡体系进行了独特的阐释。郑玄的阐释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严格区分“岁之常贡”和“因朝而贡”;其二,以《尚书·禹贡》解“九贡”。后世多有以考证、训诂批评郑玄“九贡”之注者,实是不理解郑玄阐释之整体性。然郑玄解“九贡”亦存在不足,由于过于追求理论的圆满性,郑玄的阐释似有“文本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其阐释不具有实践性。

“屠家悬肉格”考——《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一

《周礼·牛人》郑注所谓汉代“屠家悬肉格”,古今学者都曾探讨过其形制,颇有争议。目前所见汉魏时期画像石、画像砖所展现的悬肉格形制,据安装方式可分为地面起竖式和屋梁下垂式两种类型。前者按照结构特点,又可分为两竖一横式和行马式两种。地面起竖式悬肉格多具备可移动特点,屋梁下垂式则一般为两竖一横或多竖一横,且固定不可移动。悬肉格作为一种简单实用的悬挂器具起源很早,文献中商纣王所作“炮格之刑”的刑具,很可能就是受那个时代两竖一横式悬肉格的启发。楚简《容成氏》有关“炮格之刑”的记载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

从礼乐互动视角探究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美学意蕴

“礼乐”互动指的是“礼”和“乐”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所形成的关联共生、相济为用的人文特质,其源于周代礼乐文明,以中和的秩序为内在精神,逐渐演变为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审美价值体系、思维形式与意义表达。以此视角探究久为经学名目所掩的唐代“九经”之一《周礼疏》,彰显经学家贾公彦在义疏中展现的儒家审美思考。其《疏》是在唐代初年以礼乐立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主要就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礼”“乐”关系、“礼乐相济”等论题加以继承与补充,在对律吕、礼器等的诠解中申发了礼乐“中和之美”,还就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是儒家美学和礼乐审美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官修科举教材,其对唐代及后世的礼乐文化建设给予影响深刻,美学意义不可忽视。

明代求新求变思潮下的《周礼》学研究路径

在阳明心学、疑古思潮以及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明代《周礼》学研究相对发达,其主要研究的热点议题有两点:一是《冬官》未亡说,二是《周礼》真伪说。明代《周礼》学研究的新方向有三方面:一是明显受理学、心学影响;二是读书人有较强的家国情怀,比较重视将《周礼》研究与现实社会相联系;三是诠释经典通俗易懂,择善而从。

《周礼》女史考

《周礼》女史一职,前人已有关注,但仍有一些争论未决。现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材料,考述《周礼》女史职数及疑义,重点梳理郑玄与孙诒让等前人对女史身份究竟为女奴还是良家妇女的争议,分析其分歧之原因在于女史来源有三:一,来源于良家妇女;二,来源于从坐之女子;三,来源于战俘之女子。因前人对女史的来源有不同的看法,故对女史身份有不同的认识。

20世纪以前的《周礼》学述论

20世纪以前的《周礼》学研究在文字解诂、音义注疏、文献辨伪、有关名物制度的考证及对前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整理与评判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诸多微观研究成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由于理论视野狭窄,研究方法缺乏创新,该阶段的《周礼》学研究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关于《周礼》一书的真伪、作者和著作时代等基本问题长期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直接影响到相关问题的可信度,同时也使得该书的史料价值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同时,由于缺乏对该书主体思想等一系列问题作宏观的理论分析,制约着《周礼》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于《周礼》书名、发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周礼》原名《周官》，王莽居摄年间改名《周礼》。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到此书，献给汉朝廷，旋即藏入秘府。成帝时刘向、欧父子校理秘书，发现此书。王莽居摄年间立学官。东汉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加上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一班大儒的提倡，《周礼》大行于世。郑玄为《三礼》作《注》，列《周礼》于《三礼》之首，遂成为东汉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郑玄的《三礼注》奠定了中国古代礼学的基础。

宋代学者对《周礼》的争论

宋代学者围绕《周礼》的真伪及作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尊信者认为 ,《周礼》为周公遗制 ,是最完备的治国大典 ,可以用之万世 ;怀疑者认为 ,《周礼》为刘歆傅会而成 ,内容荒诞不经 ,不符合上古社会 ,实为祸乱天下之典 ;折中者认为 ,《周礼》非纂于一人一时 ,其中既有周公旧章 ,又有后人陆续搀入的内容 ,还有学者认为《冬官》并未遗失。一些学者还分析了《周礼》不能推行于世的原因。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论《周礼》记载的行政管理文书与档案

在我国古代档案史中，《周礼》是极为重要的一部经典，它是一部较早、较系统地记载先秦档案工作的古籍。《周礼》在记录当时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反映了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档案工作的一些情况，其中主要涉及档案编制与运转等。

“材美工巧”:《周礼·冬官·考工记》的设计思想

《周礼·冬官·考工记》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儒家经典《周礼》的一部分,记录百工之事、百工之"法"及百工之"制"。"智者创物",循天时、守地气,求材美、树工巧,"一器而工聚"与察车之道的设计思想贯穿于《考工记》全文的始终。

我国古代社会的内部控制方法:基于《周礼》的比较研究

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为线索,探析《周礼》职官设计中所体现的内部控制方法,印证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出现并广泛运用,并对其产生的必然性进行剖析。进而证明: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灿烂的内部控制文明,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并未过时;我国企业实施内控除了关注COSO报告,还应注重"中国特色"。

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周礼》营国制度中的山水风景意象及其历史影响研究

揭示山水城市风景意象的知识与体验,是理解历史风景的社会性基础,也是传承中国"山-水-城"优势城市形态的可由途径。从《周礼》血缘型都市国家体系和国野产业同质的生成背景出发,归纳出《周礼》基于"辨方正位",奠定了差序王权风景意象下的都城与疆域山川、城市与郊野山水两层次的"地中"文化图式及其自然空间秩序;基于"体国经野",形成了"国""野"一体风景意象及其文化图式。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梳理了《周礼》风景意象对后世山水城市风景营建的影响。研究丰富了山水城市的制度特征、要素组成及空间结构认知,也为当前山水城市、公园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的借鉴。

《周礼》的内容、行文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周礼》前五篇的内容和职官结构各有其特点，也包含着许多矛盾、错综和不合理处，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因为《周礼》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考工记》的内容和体例则与前五篇不同，自成一家。《周礼》前五篇的行文有如下特点，一是各篇前皆有一《叙官》，二是以职官联系制度，三是兼记有关的经验、技术或人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四是互文见义，故读《周礼》贵在会通。《周礼》虽出于战国人之手，但其中保留了大量有关西周的珍贵资料，只要善于择别，并参以先秦其他文献和出土资料，即可为我们研究古史、特别是研究西周史所用。

《周礼》“八议之辟”考论

《周礼》中的"八议"制度应形成于战国之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就存在如此系统的规定,不排除《周礼》作者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整理完善的可能。"八议"制度是贵族官吏司法特权的集中表现,对中国后世的法律制度影响深远。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