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詔令集》中“重收”詔令研究

《唐大詔令集》收録有七篇“重收”詔令,明清以來,對此七篇的處理意見不一,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保留重複原文,不作批注,以明中山本爲代表;第二種是保留重複,同時在篇目下或書眉加以批注説明,以涵芬樓本、十萬卷樓本爲代表;第三種則是删除重複的詔令正文,只保留不同的篇目,以四庫本爲代表;最後一種是不加説明徑直將重出正文與篇目一並删除,以適園本爲代表。1959年的商務本,實際采用了第三種方式。筆者以傳世幾種主要的《唐大詔令集》版本對這些“重收”篇目加以校勘,發現其中藴含着豐富的史料信息,包括大量異文,正可相互校勘,考史補遺。

《唐大诏令集》顾广圻校本献疑

195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唐大诏令集》时采用顾广圻校本为底本,使之广为人知。论文通过细核顾校本校勘全貌,认为顾氏所作校勘并非系统全面,顾氏整理《唐大诏令集》是为其校勘《全唐文》服务的,顾校本底本误字较多,因此,如重新整理《唐大诏令集》不宜再以顾校本为底本。

《唐大诏令集》彭元瑞校本评议

《唐大诏令集》彭元瑞校本之底本抄自该书之四库底本,因抄手疏漏,错误较多;彭校本采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勘过,彭元瑞亦曾着力搜集用以比勘的他校材料,但其校勘并非尽善尽美;《全唐文》从《唐大诏令集》中辑录诏令时却采用彭校本为底本。

明抄本系統《唐大詔令集》考——兼論此書闕卷緣由及通行本之失

《唐大詔令集》自成書以來,一直以抄本傳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明抄謙牧堂本是該書已知現存最早的版本,存世《唐大詔令集》諸本均闕卷,即疑因謙牧堂本闕册導致。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樸學齋本與謙牧堂本行款大體一致,亦爲源出宋本的明抄本。此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本、涵芬樓本與前揭廣州所藏的兩部明抄本淵源甚深。鐵琴銅劍樓本與涵芬樓本行款、文字幾乎完全一致,抄寫時間相近,高度同源。研究此四部抄本的基本情況及其關係,可知明抄本之價值、可察此書早期之面目、可明諸本闕卷之緣由、可證通行本讹誤之甚。

中国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藏配补本《唐大诏令集》考述

现藏于中国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的配补本《唐大诏令集》由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残抄本和周大辅据吴焯校本补抄部分组成。周氏完成补抄的同时过录吴氏的校勘成果,并用吴校本对勘十万卷楼残抄本,另有自己的校勘意见通过粘签表达。错简问题揭示十万卷楼本、吴校本与谦牧堂本等一众明清抄本的同源属性,台图配补本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宋敏求档案学意识探究——以《唐大诏令集》为例

宋敏求是北宋著名藏书家、方志学家、文献学家。宋敏求重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价值,他依托于家族所藏档案以及朝廷馆阁典籍,在编史修志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档案的广泛利用,并编就《唐大诏令集》这一档案文献编纂著作,为唐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本文立足宋敏求的家世背景、职官生涯,分析了其档案学意识的形成原因,并重点研究了宋敏求档案收藏意识、档案利用意识以及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内容及特征,为当前档案工作提供理论借鉴。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唐大诏令集》阙目初探与佚文辑补

《唐大诏令集》是研治唐史的一部重要典籍,但可惜的是,其在流传中出现了较大的残缺。宋代周必大等人校勘《文苑英华》时曾利用过《唐大诏令集》并撰有校勘记。参考这些校勘记,可以辑出《唐大诏令集》佚文数十篇,在此基础上对其残缺类目进行考察,发现《唐大诏令集》现存一级类目中当脱落"皇太后"、"皇后"、"追谥皇帝"三类,而"帝王"、"皇太后"、"皇后"、"政事"类下的二级类目亦可据佚篇作相应的补充。

《唐大诏令集》新补

诏令是皇帝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书,在唐代因适用对象不同可分七类:"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璠屏,宠命尊贵,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赦宥降虑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谓御画发日敕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处流已上罪。

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

唐代自从高宗朝李义府、许敬宗等定《显庆礼》取消'国恤'后,皇帝的凶礼仪注在国家的正礼中便被付之阙如,而皇帝丧事的举办也成为大臣和史书撰作者讳言的内容。这种情况,虽然由于德宗朝颜真卿《大唐元陵仪注》的撰写而有所改观,但是有关唐朝皇帝凶礼的问题却仍显得扑朔迷离。长期以来。

性别史研究反思及拓展的两个维度

性别史的概念范畴与研究的理路、视角方法在学界集体的反思中不断深入与拓展。近两年,笔者因参加《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中的“《唐大诏令集》系年校笺”项目,开始接触唐代妃嫔册封文研究等涉及性别史论题的研究,兼之由本来从事的先秦两汉文学跨度到唐代文学领域,围绕性别史的断代史、利用出土新材料等相关问题,由此生发一系列的学术性思考。以下拟从旧传统断代史、新材料出土文献的角度,浅谈几点认识与想法。

中国古代诏书编纂举要

诏书是以帝王名义发布的文件的统称,其具体名称历代多有变迁。先秦上古之时,上、下行文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所谓"君臣同书";而且公文名称也是"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以《尚书》的诰体而论,既有上对下的诰谕,如《康诰》,也有下对上的诰诫,如《召诰》;又如《盘庚》一篇,虽不名诰,亦属诰体,是商王盘庚先后三次向他的臣民所发的诰谕。

唐高宗议立明堂史事初探

明堂礼作为我国中古时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祭祀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当我们细究史料会发现,从隋朝建立(581)到武后执政的垂拱四年(688)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虽然有数次建明堂的动议,但终未成行[1]。距离垂拱四年明堂正式建成最近的一次努力即为高宗朝创置明堂的活动,高宗和武后两朝建立明堂事件之间渊源颇深,在垂拱四年明堂建成后武后亲享明堂的诏书中,武后直接指出自己兴建明堂是继承高宗的遗志[2]。

《政事要略》所引《会要》内容小考

前言本文将尝试对日本平安时代编纂的《政事要略》一书中《会要》的内容作初步考察。《政事要略》是由平安中期明法博士惟宗允亮所撰写的关于法律和政务的书籍。~1本书原有130卷,目前仅存25卷。《政事要略》由年中行事、公务要事、交替杂事、糺弹杂事、至要杂事、国郡杂事、临时杂事七部分构成(其中公务要事、国郡杂事、临时杂事诸卷现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