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身国同治”的生命政治学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以《河上公注》为底本,发挥了其理身理国的思想,影响深远。其"身国同治"的生命政治学从内容上可概括为:法道合德;虚静无为;持守三宝;安分寡欲。该书从诠释宗旨和方法论上体现了其政治化倾向及阶级立场,具有调和儒道的特点,其中还试图消解《老子》关于提醒统治者保持应有的警醒和忧患意识的思想。其要旨在于"理身理国",却在唐玄宗执政晚期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颇值得深思的。

《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多义词探析

现存易县龙兴观《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刻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是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经》碑刻。我们以此为底本,对《唐玄宗御注道德经》(简称《御注》)的多义词进行了初步探索。《御注》中出现的多义词数量可观,相比《道德经》原文,《御注》中的多义词出现了很多新的义位。这些多义词不同义位的出现可以从词在句中所属的句法成分、不同句法成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及词在使用过程中的语言环境等角度获得解释。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看,玄宗《御注》中的许多训释并不科学,这一方面是由他个人的"理解"所致,一方面则与玄宗的语言学修养密切相关。

守道与谦卑:从《御注道德真经》看朱元璋的君子观

《道德经》作为一部道家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之道。朱元璋借注释《道德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对"君子"文化内涵的解释,突破了传统的道德品行和文化修养范畴,而展现出秉天地之精华、继神圣之智慧的天命"君子",这无疑是"君权神授"的巧妙表达。在《道德经》的注解中,朱元璋所论及的"君子",不仅能够守持大道,还能够行道济物,在持道、行道之中始终保持务尚谦卑的心态,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君子"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传统的"君子"文化内涵。

“道治天下”:明太祖《御注道德经》治道思想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蕴含了明太祖"道治天下"的治道思想与政治理想。明太祖"道治天下"的治道思想,在本体论意义上,注重昭示道统合法性,强调治国理政要顺应人的天性,从三纲五常构建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在工夫论意义上,主张从学道、守道与道治天下三个方面运用精细的工夫,使统治者成为圣人,施行三皇五帝之道;在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利济万物、政权延续与国家昌盛是其目标,敬天命与重人命是其准则,禁贪婪与行节俭是其底线,在发用上呈现出一种周备的特点。

《唐玄宗御注道德经》词义 训释辨析

现存易县龙兴观《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刻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是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经》碑刻。相比《道德经》的一些通行注本,《唐玄宗御注道德经》(下简称《御注》)中对某些词的注释显得“与众不同”。从语言学角度看,《御注》词义训释与通行本的不同可以从词在句中所属的句法成分、不同句法成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及词在使用过程中的语言环境等角度获得解释。然而,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看,唐玄宗《御注》中的许多训释并不科学,这一方面是由他个人的“理解”所致,一方面则与玄宗的语言学修养密切相关。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编年考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旧有开元二十九年(741)说与天宝八载(749)说,前者误将洛阳积善坊、北邙山的两处玄元皇帝庙混为一处;后者所依据的“五圣”一词,本是唐代公文中的习语,并不具备严格的时间效力。根据诗中“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的历史本事,并结合杜甫参加洛阳府试的经历,此诗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初冬。另外,《宋本杜工部集》将此诗编次在近体诗的首章,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这一新的时间定位下,我们也可以站在旧有“讽颂”视野之外,看到杜甫早年对政治事业的期盼向往之情。

唐苏灵芝书《御注道德经》幢的刻立及背景

一河北易县龙兴观内的道德经幢是我国现存形体最大、年代最早的御注《道德经》刻石。[1]原立于城西开元观。八角柱体,幢高六米,分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幢顶青石质,其余皆汉白玉质。幢座仰莲。幢身由上下两块汉白玉雕刻,共高四点二九米,直径九十厘米。幢身上端榜题'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楷书十八字。

唐代《老》学对内在权威的建构

唐代《老》学对内在权威的建构马良怀在《老子》学说发展史上，唐朝是继魏晋之后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是，人们已经开始探讨运用《老子》的理论来指导修身、治心，进行内在权威（即通过伦理道德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其与社会的存在和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