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选本的初始化效应——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在宋代的流传与接受

《唐百家诗选》应是宋敏求、王安石合作编纂而成的,杨蟠是王安石追随者,本书初刊于杨蟠在温州太守任上,编者独归王安石一个,与当时新党新造王氏著作的风气相关。伴随王学影响,本书自北宋后期至南宋高宗朝,一直是诗家与诗话讨论的话题。南宋中后期,王学失势,而《唐百家诗选》一书仍流传甚广。由吕祖谦《宋文鉴》收本书王序及丽泽书院以此为教材之事看,书院与塾学教材的角色进一步强化了本书的权威地位,使之成为初学者必读之书。通过比较相关选目可见出南宋其他几种唐诗选本多受其影响,对多数读书人的诗学观念具有初始化的作用,江湖诗风的漫延与这一选本的作用也是有关系的。

“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新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既利用了宋敏求家藏的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利用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對其編選宗旨和傾向的探求,既不應忽略其文獻來源,也不能離開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閒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是書的編選,因在王安石嘉祐四年上書仁宗而不報之後,心緒低抑,故又多選憂怨不平之作。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作用,强調文要得體;作爲文學家,王安石對曲盡人情物態的作品,往往情有獨鍾:這些也都成爲其選詩的重要標準和特點。《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但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唐百家诗选》的版本、所选诗人概况及价值研究

《唐百家诗选》是北宋文学家兼政治家王安石及好友宋敏求合选诗集,是王安石唯一传世诗选,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唐诗在中晚唐阶段展现出来的创作风貌,其选诗偏重中小诗人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其他同类作品的空白。深入研究该诗选的版本、内容及价值,对客观评价王安石及其“经世致用”文学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百家诗选》在清初的刊刻与评价

《唐百家诗选》是北宋王安石所编重要诗歌选本,但因其成书过程不明、不选大家作品历来受到评论者的争议,且元、明二代没有刊刻,直到清代宋荦四处寻访才使得其重见天日。本文以此次刊刻及评价为中心,探讨这部诗选注清代诗学风气中浮沉背后的原因。

论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在宋代的传播

《唐百家诗选》由宋次道和王安石共同编纂。宋次道利用家族藏书的先天条件,为此书的编选打下基础;王安石为此书完成及传播起到“定本”的作用。随着王安石地位日显,王学影响力和传播力日益增强,此书也随之声名鹊起。该书在北宋由杨蟠刊刻,在南宋由倪仲傅雕印。《唐百家诗选》出版后,文人士大夫争相购买阅读,并对其内容进行评点。只选“小家”“非名家”的诗歌选本编纂原则避免了“以人论诗”的倾向,树立起了“论诗重质”的选诗理论,影响了后世诗歌选本的编纂。以《唐百家诗选》为代表的诗歌选本,与其他“大家”“名家”诗歌选本共同构成了宋代书籍媒介新的传播格局。

論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對“唐詩”的建構與詩學詮釋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選録標準一直是詩學史上頗具争議的問題。本文先客觀分析《唐百家詩選》的編撰目的;然後從北宋初年的大背景入手,比較《文苑英華》和《唐文粹》對'唐詩'的建構,嘗試解釋《唐百家詩選》不選著名詩人的原因;接著從文本出發,考察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對'唐詩'的建構與詩學詮釋。

王安石日常行實疑難考

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王安石初字介卿改字介甫之说，不确。“介卿”当为昵称，而非王安石之字。王安石因封爵长安郡开国侯，故人或称“长安公”。仁宗皇佑二年（1050），王安石兄弟客居杭州，曾谒范仲淹，与其子范纯仁交游颇密。《唐百家诗选》编於嘉佑五年、六年间（1060--1061）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宫任上，而非苇牧判官。神宗熙宁元年至二年（1068-1069），王安石曾参预编修《英宗实录》。

《唐百家诗选》刍议——兼论王安石早期唐诗观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是古代著名的唐诗选本之一,诗选旨趣与诸家迥异,历代评家各有轩轾。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诗坛走向来看,它应是诗文革新与科考取士的产物,同时也揭橥着荆公熙宁前夕经世致用的诗学观。虽然后世贬褒不一,但《唐百家诗选》影响极为深远,宋元时期已有了多家评注本,而其诗选范式则为《三体唐诗》、《唐诗鼓吹》等选本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