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视域下的《唐诗三百首》研究

《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年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唐诗选本之一。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有别于传统古籍,呈现新旧并存、交叉融合的版本特点,构成了册页制度下新的版本形态;其发行传播借助现代报刊以及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成为新印古籍市场化成功运作的典范;对它的阅读接受也趋向于去功利化。《唐诗三百首》等近代新印古籍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促进古籍事业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对丰富扩展我国书籍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维特·宾纳《唐诗三百首》翻译缘起研究

译者的翻译缘起受制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译者的诗学追求和政治思想主张与所处时代的诗学风尚和意识形态相互交织,支配着译者对所译文本的选择,同时又对译本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接受和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基于译介学理论,以维特·宾纳《唐诗三百首》的翻译缘起为例,通过研究分析维特·宾纳的书信、文章、译本序言、译诗等历史文献,探讨在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下,译者的诗学主张如何影响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译者诗学追求的翻译文本契合时代需要是促成译本在译入语国家成功接受和传播的重要归因。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对杜甫的定位和接受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共选录278位诗人的1940首诗。杜甫诗歌255首,居首位。从五言古诗到七言绝句,七种“体裁”并选杜诗。所选古、律并以杜甫居首,绝句则未列前茅,不及李白、王维诸人,甚至在文学史上声名并不显赫的王涯,所选绝句亦高于杜甫。充分体现出沈氏对杜甫诗的定位:兼备众体而特擅律诗,绝句则稍逊。杜诗在《唐诗别裁集》中的定位,则与沈氏论诗力倡“格调”紧密关联。“格调说”强调情旨的“温柔敦厚”并“怨而不怒”,在语言上则要含蓄慰藉,措辞温婉且格律严整。《唐诗别裁集》对杜诗的编选凸显出沈德潜在诗学上的独特眼光,其对杜诗的接受显然是基于杜诗契合沈氏“格调”诗学的理想典范。

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体例及其“平调”观述论

明末郭濬所编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参考了唐汝询《汇集唐诗十集》合编明代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集的做法,将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两种唐诗选本用新的体例进行合编,且将李《选》独选的篇目及郭濬自认为属于唐诗“正声”而高、李二人漏选的篇目增入。注释及评语方面,高棅《唐诗正声》原编收录评语计27家,以唐宋间最多。而郭濬本精选评语23家,以明代评语最多,高氏所收评语大多汰去。此外,郭濬又将高、李两种选本中属于“平调”的诗作别编为附录,附于每卷之后。选诗的增删和评语的辑选,体现了郭氏作为晚明唐诗选家有别于明代前期以高棅、李攀龙为代表的审美标准。

田园山水与烽火闺情——《唐诗三百首》艺术世界解读之二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唐诗三百首》是二百年来国人学习唐诗的童蒙读本。《唐诗三百首》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焕发出独特的审美魅力。如何理解《唐诗三百首》的艺术世界,既是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实践话题,也是一个并不简单的学术话题。除了抒怀序志与亲情友谊外,田园山水与烽火闺情也是理解《唐诗三百首》艺术世界的独特视角。

接受美学视角下唐诗中意象的英译研究——以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为例

唐诗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推陈出新,风格多元多样。唐诗外译最直接地扩大了唐诗的受众群体,将我国优秀灿烂的传统历史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使其他国家的读者也能得到这种独特的美感享受。唐诗中有许多典型的意象,这些意象所带来的美感在外译的过程中如何传达?本文以学者姚斯(H. Jauss)和伊塞尔(W. Iser)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以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中的经典译篇《登鹳雀楼》和《山居秋暝》为例,分析许渊冲唐诗译本中意象的翻译,以揭示接受美学理论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独特作用。

《唐诗三百首》中的诗意、情意与深意(下)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唐诗三百首》中柳宗元(773—819)的诗。柳宗元在《渔翁》中写道:“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jí)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ǎi)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郡人,世人称之为“柳河东”“河东先生”。柳宗元曾任监察御史,后因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眼看政治抱负落空,他内心十分苦闷,只好寄情于异乡山水,并写下了许多吟咏永州地区湖光山色的诗篇,《渔翁》就是其中的一首代表作,其中“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两句历来被后人称赞。

《唐诗三百首》中的诗意、情意与深意(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书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书可以。一个人读书越多,胸怀越是广阔,也就越能理解这个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好。当你爱上读书,独处就成为一个人的狂欢。文学有一种能够润泽心灵、塑造人格的神奇力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特撰写此文,希望通过阅读经典《唐诗三百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文学的魅力,了解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在阅读中汲取进步力量,坚定文学信仰,激发文学热情。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新,以文铸魂。

走进唐诗

诗词大赛快开始了,我打开《唐诗三百首》,复习着心爱的古诗,《从军行》《出塞》《凉州词》《马诗》《前出塞》《和张仆射塞下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读着读着,渐渐地,我的眼前模糊了,感觉天旋地转……

《唐诗近体》的曲折境遇与编选旨趣

胡本渊所编《唐诗近体》具有明确的编纂动机与读者定位意识。因其适用,问世不久即遭攘窃,遂长期亦以攘窃者之名刊行,此本弥补《唐诗三百首》近体诗入选过少的缺憾,助益童蒙学诗从近体入门。《唐诗近体》选诗以杜甫为中心,建立起唐代近体诗的品第层级;评点博采众家,尤其宪章《唐诗别裁集》,使得本为面向童蒙的普及读本足以进阶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唐诗近体》曾被攘窃的境遇,反而助其广为流传。存世版本可据署名不同区分出两个系统,某些版本还标记了使用过程中的心得,或可视为其在民间被研读、接受的依据,昭示了此选本的生命力所在。尽管在很长的时段里,选家的贡献、声名被遮蔽、忽略,但真相终将被还原。曲折的境遇激发的探究欲望,为我们对唐诗选本经典化途径的思考提供了更多向面。

从讲义编写到文学史撰述——论苏雪林《唐诗概论》的学术价值

文学史写作是苏雪林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她陆续编写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中国文学史略》等大学课程讲义,以其敏锐的审美感受与融会中西的学术视野,在当时众多的文学史撰述中独树一帜。《唐诗概论》既具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特征,又闪耀着苏雪林才情丰赡、敏于体会的学术个性,只有将它尽可能还原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大背景下,在与同时代学者关于唐诗研究的比较中,才能公允持正地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

断代史与文体史融合的中国修辞史拓荒之作——序段曹林《唐诗修辞史研究》

段曹林教授的《唐诗修辞史研究》是第一部将断代史和文体史融合的中国修辞史研究专著,富有拓荒意义。唐诗修辞史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文化价值。该著的特色和新意主要表现在:重视修辞理论的应用和建设;重视梳理四个历史时期唐诗修辞运用的变化与进展;多维比较和跨朝代比较相结合,在比较中体现联系和动态;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完整体现唐诗修辞的演变;对典型诗人诗作的修辞分析独具修辞特色和历史眼光。作者着眼于修辞学科发展建设与唐诗文化传承推广的目标,二十余年来致力于唐诗修辞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也带给学界宝贵的启示和希望。

诗藻锐初学--从《唐诗三百首》看语文教科书中的古诗

《唐诗三百首》是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古代诗歌选本,语文教科书中编选的古诗也具有启蒙、树人的深远影响,二者作为接引孩童学诗的起点,在选诗体裁的考量以及选篇的难易程度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发展,都体现出诗教育人的关怀。

敦煌写本P.2567及P.2552《唐诗丛钞》异文的特征与价值

敦煌写本P.2567及P.2552《唐诗丛钞》与传世刻本之间存在大量的异文,印证了此卷写本来源于善本的推测。其中,校勘性异文数量较少,反映出抄写者的文化修养和传抄途径;用字性异文数量较大,反映出抄写者的用字习惯和传抄年代;修辞性异文类型复杂,反映出此卷写本与传世刻本所据祖本的差异。此外,这些异文还为我们研究中古汉语词义系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可订补《汉语大词典》的疏漏。

试论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评特征与教育价值

《唐诗评选》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唐诗选本,蕴含着王夫之强烈的整体意识、鲜明的文体意识、深刻的比较意识、清醒的自主意识,有效反映了唐代诗歌的发展面貌和创作成就,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与思想意义。该选本激浊扬清,崇雅黜俗,有利于培植人们的社会情怀;捕捉生趣,追求自然,有助于丰富人们的审美情趣;视角独特,洞见非凡,可以拓展人们认知视域。王夫之在选本中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分析,着力建立诗歌认识的系统观念,构建诗歌的生态链条和家族谱系,同时兼顾文体的内在审美约定性与相互渗透性,并注重对作品进行源流考察、类型分析、文本对读和整体透视,这对人们进行诗歌品读、开展诗歌教学颇具启示意义。

抒怀序志与亲情友谊——《唐诗三百首》艺术世界解读之一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唐诗三百首》是二百年来国人学习唐诗的童蒙读本。《唐诗三百首》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焕发出独特的审美魅力。如何理解《唐诗三百首》的艺术世界,既是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实践话题,也是一个并不简单的学术话题。从抒怀序志与亲情友谊入手,可以为人们把握《唐诗三百首》的艺术世界提供一份独特解读,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有趣的数字诗

数字虽是枯燥的,但它与诗结合,便能变得鲜活灵动,给诗增添了无穷的韵味。提起数字诗,我们常常想起宋代诗人邵康节的《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诗巧用十个数字,勾勒出一幅宁静的山村风景画。数字入诗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诗句使用了数字,单是《国风》中使用数字的诗就多达46首。在《唐诗三百首》中,含有数字的诗更是多达130余首,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名篇《桃花溪》实乃宋朝人蔡襄所作,题为《度南涧》,造成很大影响,几欲成为定论。本文对莫先生的全部证据以及论证过程提出质疑和辨正,认为莫先生的论点不能成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应归张旭。

《唐诗鼓吹》版本刍议

本文对《唐诗鼓吹》这一七律选集历元、明、清三代的版本状况作了一番梳理。介绍了元代郝天挺《注唐诗鼓吹》及明代廖文炳《唐诗鼓吹注解大全》的版本情况 ,着重分析了清代陆贻典等人《唐诗鼓吹笺注》的版本源流及清代文禁对该版本的流传所产生的影响 ,也指出了《唐诗鼓吹评注》的版本渊源。

《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了《〈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桃花溪》一诗,实为宋人蔡襄所作《度南涧》。2007年李定广先生撰文,分十条对莫先生提出了质疑。本文即针对李先生的质疑加以辨析,再次确认《度南涧》等三首诗歌乃蔡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