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源流考

兵权谋家《公孙鞅》与法家《商君》在篇数上差了两篇,其文本情况也可能有诸多差异,但其中的内容应该绝大部分是重合的,其之所以会被重复著录,可能是由于两者的版本不同。“商子”的出现可能和经、子学术的分化以及目录学中分类方法的变化有关。《商君书》也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或唐初被重新整合。根据一些新材料,其开始缺佚的时间推定为韩愈之后的唐代后期。后来虽然发现了一些似乎是佚文的语句,但它们属于误引的可能性较大。

《商君书》追加式反复述略

本书对《商君书》中的追加式反复辞式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对其结构模式、内部逻辑关系、修辞意义及运用特色进行了分析阐述，得出了较为中肯的结论。

《商君书》中的农战政策及民风塑造

本文从利益一致的角度解析了《商君书》,认为战国时,秦国的统治者所采用的赏刑政策及执行它时的度的把握,是形成秦人尚武进取精神的重要原因,最终成为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不可忽视精神因素。

从篇外互见到篇内对比——论《秦本纪》与《商君列传》的文本关系

《秦本纪》与《商君列传》间的“互见”关系具有特殊性。借助这种互见关系,司马迁实现了对秦穆公与秦孝公两位霸主在治政思想、所求之贤类型、所任能臣建树三方面的对比。司马迁在前代史料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秦史发展脉络,他不仅以“通”的眼光展示了秦的发展历史与重点阶段,而且敏锐地察觉到了从秦穆公到秦孝公所发生的历史转变。通过与秦穆公施德行仁的对比,司马迁从秦孝公处找到了秦亡的祸根,这不仅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且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对汉政提出了“秦鉴”。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从睡虎地秦简看“校、徒、操”的身份

"校、徒、操"见于《商君书·境内篇》,关涉商鞅爵制等级问题,学界对其身份争议较大。本文结合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相关材料,认为"校、徒、操"尽管在军中地位较低,但并非军中杂役、苦力或工程兵,而是由高到低排列的军中小吏,且并不在商鞅爵制等级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