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商君书》军事思想比较研究

《孙子兵法》与《商君书》分别作为先秦兵家与法家的代表之作,前者以丰富的兵学理论见长,后者以严峻的法治观念为主。然两书的内容都紧紧围绕强兵强国的目标展开,故而在战争观、军政关系、士气与战力、后勤保障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孙子兵法》和《商君书》的理论基础不同,二者在战争目标导向上亦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通过比较研究,为我们一窥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与融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理想国》《商君书》政治思想之比较

《理想国》和《商君书》政治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主张君主政治、追求国家公义,主张公共权力全面支配和管控社会生活;《理想国》有“正义—理念—哲学家王”的内在结构,《商君书》也蕴含有“义(公义)—要(理)—明君圣王”的潜在框架,相似度高得惊人。两者还有许多不同之处,《理想国》的政治思想体现的是城邦公民的自由,奴隶和外邦人不在其中;《商君书》的刑赏主张则体现了对境内齐民应尽义务的要求,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理想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处于长期混乱之中因而企盼复兴以保持独立的雅典城邦思想家的产物;《商君书》则是正在形成中的齐民社会且不断追求天下统一的秦国思想家的产物。两书政治思想有同有异,表现了作者的个人偏好,但更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所处社会的本质。

“治国者贵下断”:《商君书》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战国时期,氏族解体、贵族衰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频繁剧烈的战争,使得基层民众的治理成为重大问题。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可以通过给予民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如此,新型国家及其民族和文化才能在“大争之世”稳稳立足并求得进一步发展。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本土性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法治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让司法与行政适度分离;普法的广泛和有效,使得司法和民众可以监督行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对于解决现代基层群众自治悬空或空壳化问题,避免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权利的侵蚀,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至德复立:论《商君书》政治建构的逻辑展开

“德”是一个贯穿两周、关乎于善的政治伦理观念,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旨归。《商君书》不仅阐明了自己对实现“德”的看法,也反思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在揭示了建德周礼与儒家仁德思想之于政治秩序建构的困难与不足、重审了作为政治建构基础的人性以及洞察了当时的天下时势之后,商鞅及其学派提出了以“壹”为政治原则的新的根本政治制度,即“法”,并认为只有在新制的建立与运作下,“德”才能被较好地落实。

以法正名:《商君书》“正名”思想研究

“正名”是先秦思想的重要主题之一。作为战国中后期的重要学派,商鞅及其后学也以自己的理论视角回应着先秦“正名”的两重向度。他们通过揭示亲亲之仁爱对于政治秩序建构的消极作用,否定了儒家援仁入礼来“正名”的意义。在重审人性、考察时势的基础上,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法”被提了出来。新“法”不仅重正了政治层面的“名”,使其恢复了有效力,而且推动了语言认知层面的“名”在现实实践中的应用。

《理想国》与《商君书》公私观之异同

《理想国》对待公私问题的表现为主张护卫者等级妇女儿童公有、废除私有财产、废除私人小家庭;认为“公”“私”是对立的,主张护卫者必须放弃个人利益,将护卫者的个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从而去私为公。《商君书》对待公私问题的表现为主张立法明分、君主要任法去私、大臣不能释法任私,鼓励民众一心投入农战事业;认为“公”“私”有对立的部分,主张反对君主和大臣的私利私议破坏国家公义,但也有一致之处,认为民众的私与国家的公是一致的,主张保护下层民众的私有财产。两书都主张维护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公义,反对个人私利私议。但《理想国》推崇公产制,主张废除私人财产,而《商君书》却保护民众的私有。

階級背叛者?——再論《商君書》和《韓非子》中的“反智論”

《商君書》和《韓非子》共有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對知識階層(文人)進行了極爲尖鋭的批評。本文探討了這兩部書中“反智論”的語境,其内在合理性以及其弱點和代價。筆者認爲《商》《韓》對知識階層的批評基於其反對士人的傲慢話語及其所帶來的對政治秩序和君臣關係的威脅。這兩部書的作者們認爲:第一,文人都屬於無用之輩,國家所需要是耕戰之士而不是“學士”;第二,文人居高臨下的話語隱含着自私的因素,讓僞君子、僞賢人享受國君厚待;第三,文人的話語含有政治的顛覆性,會弱化君權。而通過尖鋭地批評自己所屬的階層(即當“階級背叛者”),商鞅、韓非及其弟子們力圖展現其至公無私的態度。然而這種態度引起了歷來文人的反感,使商鞅和韓非得到歷史惡名,導致其政治理論也失去了生命力。

《商君书》现代价值的新阐释

《商君书》作为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历来被学者所重视,注释和研究者代不乏人。张亲霞教授的《<商君书>译注》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学术创新。一是集注解、原文翻译、内容评述于一体,力求整体呈现《商君书》的思想全貌和时代精神;二是推动商鞅法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发掘商鞅思想的现代价值。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创新,《商君书》的思想内容表现出鲜明的整体性、时代性和科学性,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大有裨益。

圣王之治:商鞅的法治论及其内在逻辑

《商君书》提出了理想政治统治的法家模式,其中包含一套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论:以圣王为起点,导向君主集权制的圣王法治。在“君-官-民”三方法治结构中,法既治民又治官,也抑制君主私人意志。商鞅法治论以最低限度的道德为底线,反对礼治、德治,但并不反对德性之治。商鞅贵势审数,以重刑主义、连坐思维、奖励告奸等措施严密法制,以信赏必罚树立公信,试图以强势的可操控性实现无为之治。商鞅法治论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君主无为的制度化,也就无法从制度上保证法治的可持续性。

进步观还是变易观——《商君书》历史观再认识

《商君书》虽然认识到历史演变的阶段和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它并没有对这种演变发展做出后胜于前、今胜于古的价值判断;它也没有描绘出理想社会的蓝图,只不过是要建立一个很现实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它不承认一般人有认识和掌握历史趋势的能力;它的最高认识也只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是战国时代很普通的变易观,不是进步观,也不是进化论。因而它的历史观并不比其他各家进步,而它奉行的严刑峻法、与民为敌的政策毋宁说是一种倒退。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

《商君书》户籍管理思想与秦国户籍管理制度

商鞅学派的户籍管理思想在《商君书》中多有体现，而秦是中国户籍制度开创与基本规模奠定的时期。本文通过对二者在户籍的编制与管理、取得户籍的资格、户籍的分类、户籍登记的内容以及户籍的变更等几个方面的比较，考察商鞅及其学派的户籍管理思想在秦国政策中的渗透。

《商君书·徕民篇》成书新探

《商君书·徕民篇》的成书问题是长期以来学界聚讼的焦点。本文采取内、外考证相结合的方法,从本篇的具体内容及主旨入手,同时参考相关出土简牍材料,认为本篇的成书应在秦昭王后期,作者是一位商鞅后学。

试析《商君书》的移民思想

形成于战国后期的《商君书·徕民篇》是先秦时期移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发展完善 ,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双重性的移民目的 ,第一次对移民活动进行可行性分析 ,同时还第一次明确提出鼓励移民的优惠政策 ,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移民理论。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 ,这些思想未能付诸实践 ,但却对后世移民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读商鞅和《商君书》

关于商鞅和《商君书》,在价值评判上从来就有两种倾向:主流的一派偏向儒家,持批判的态度;另一派偏向法家,持辩护的态度。2020年全年至今,笔者重读商鞅和《商君书》。其间,不断提醒自己把价值倾向尽可能地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让阅读理解朝着理性、客观、公正的目标前行。阅读中感触最深的可以做以下两种概括:第一,记载商鞅事迹最为全面系统的《史记·商君列传》不过是司马迁在讲故事。他对商鞅在秦国的许多行事是敌视的,所以用“少恩”“天资刻薄人也”给予评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味,难免也有明显的价值偏见;但对于商鞅变法这个重大历史活动,却能如实直书,给予恰当肯定,在保持历史主义品格及其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不愧“良史之才”的美誉。第二,《商君书》围绕着“农战”“刑赏”“胜民”“作壹”“势术”“断家”等政治术语展开论述,构建了系统的治国方略。它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刑去刑”“抑制强民”“利出一孔”“事合利异”“行治曲断”等观点及围绕这些观点展开的论证,即使放到今天,也称得上是有深刻洞见的政治学说。此外,它还在“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的领域里驰骋政治想象,为自然状态理论和国家起源说贡献了一家之言;它使用“道”“理”术语,把政治现象纳入知识论范畴,在此基础上,给“圣君明主”这个主题以理论阐释。有如此深刻的理论思考支撑着系统的治国方略,《商君书》完全可以与其他任何一本一流的政治学/哲学经典相媲美。

《商君书》的人称代词

《商君书》中的人称代词的用法 ,分为三类 :第一人称代词“吾”、“我” ,“吾”做主语和定语 ,“我”做宾语和主语。第二人称代词“若” ,用于关系非常亲密的人 ,作主语。第三人称代词其时还没有形成。复指代词“自”、“己”、“身”做前置宾语及主语 ,“身”做主语 ,“己”做主语。

20世纪《商君书》研究述评

20世纪的《商君书》研究在文本校释、成书及真伪考证、思想分析、总体评价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使人们对《商君书》有了全新的认识,并自觉地加以借鉴。比较而言,真伪考证的成绩大于思想研究;而思想研究中评价又大于分析。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政治取向又严重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尤其影响了评价的公正性。今后的研究宜在20世纪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矫正和加强。

《商君书·更法篇》成书刍议

《更法篇》是现存本《商君书》的首篇,该篇因记载商鞅的变法言论而著称,但也因篇中屡称秦孝公谥号等问题而连带被人认定整本《商君书》都是伪造的,商鞅本人并无著作之可能。即便在认为该篇所述基本可视为商鞅生平材料的学者眼中,《更法篇》与《战国策·赵策·赵武灵王平昼闲居》纠缠不清的关系也颇为可疑。因此,《更法篇》的成书问题其实疑窦颇多,值得深究。

从《商君书》看法家经济思想的方法论

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产生之前,方法论整体主义已经形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其主要特点是把国家战略和个人利益设定为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强调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政府对社会经济享有超经济的控制权。《商君书》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奠定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基础,《管子》轻重理论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市场的操纵遂成为中国古代经济运行的常态,并强化为封建社会财政改制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