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以《商法》为聚焦点

商法之间没有构成一个内在的、和谐一致的体系,因此它也是开放的.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

开放教育《商法》课程“整合性”和“分层教学”教学模式探讨

通过对《商法》课程新、旧两个版本的教学实践,对该门课程的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尝试和探索,以求索出一种适合开放教育学生学习的“整合式”和“分层教学”的教学模式。

韩国新商法中的种类股制度及借鉴

韩国新《商法》修改、完善了利益分配种类股、剩余财产分配种类股、排除或限制表决权的种类股、无表决权种类股的表决权"复活"以及偿还股和转换股的种类股制度。该制度的核心是赋予了公司通过章程规定即可发行种类股以及确定种类股的种类及其权利义务的自由。我国在确立种类股制度时,有必要借鉴韩国种类股制度,应坚持章程自治原则,明确公司可发行种类股的类型及其内容,并规定种类股股东的保护措施。

日本最新商法(有关运输/海商部分)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日本《商法》中有关运输和海商部分的修改已于2018年5月获得通过,自2019年4月起施行。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也随着商法的修改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该法同样自2019年4月起施行。该文对新修改的这两部法律进行了翻译。日本商法曾对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现在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研究此次修改的内容,必将对完善中国相关法律有所裨益。

《商法通则》立法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

在我国各种商事单行法已相继颁行的情况下,应否制定一部统领各种商事法的《商法通则》,是我国商法制度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未来立法规划应考虑的重要任务。制定《商法通则》不仅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商事法律制度自身体系化、科学化的需要。商事关系广泛、普遍的存在及其法律调整的需求是《商法通则》制定的基本依据,商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深入为《商法通则》制定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论证和准备,我国既往中央和地方商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为商法通则制定提供了丰富的本土经验,而民法通则的立法过程则为商法通则的制定提供了最具借鉴价值的先例。

商法通则:中国商事立法的应然选择(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通则》建议稿)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均非商事立法的最佳选择,我国现行商事立法及商事司法的缺陷催生商法通则的制定。商法通则系一种超越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新的商事立法模式。《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的成功经验表明,制定一部商法通则,必将是我国既立足现实又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商法通则并不取代民法在私法中的一般地位;商法通则统帅商事单行法;商法通则不追求形式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通则》建议稿共分11章、103条。

《商法调查案》中的近代公司资本制度

《商法调查案》中规定的公司资本制度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科学性、完整性和民族性,能够满足商事交易的需要,从立法技术上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借鉴。当代公司资本制度应当在实现公司类型完整化的前提下,实行多元资本制度,以适应不同主体商事交易的需求,促进商事交易的繁荣。

关于我国商法立法模式的思考

我国法学界关于商法的立法模式历来存在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在对这两种商法立法模式的优劣进行学理评析的基础上,参考学者关于制定《商法通则》的观点,提出了我国应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商法通则》的改进立法建议,以规范市场经济中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实现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商法通则》--我国民商关系之务实选择

于我国,民商关系之探讨一直伴随着民商法发展之始终,对于究为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从未达成一致。从理论体系、规范性质、法律适用等角度来看,商法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特征,《民法典》的编纂亦难以融入具有经营特色的商法规范。由此,有必要对民商之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当前宜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通则》,此乃我国民商关系之务实选择。本文主要从法理基础、立法技术及司法实践等方面论证了《商法通则》之基础,以期能为通则之制定有所裨益。

《商法总论》的构想

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是我国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简略梳理了我国学术界关于商事立法的四种模式,认为《商法总论》和单行商事法律的结合形式是我国商事立法的理想模式,并对《商法总论》立法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预备立宪公会与清季商法的编订

清季由绅商主导的预备立宪公会等百余个政商学团体合作编纂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主要内容先后为清朝及民国北京政府采纳,且修订成为民国法律,取代前清商律。此事体现清季预备立宪时期,新兴的绅商阶层的势力膨胀以及在国家事务中的作为。在此过程中,预备立宪公会的作用尤为重要。其率先向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创议编辑商法草案,得到赞同后,即设立商法编辑所,负主持讨论编纂之责,并承担部分编纂经费。后又负责携编定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赴都禀部,以求采择。根据此案起草的《大清改订商律草案》为民国北京政府认可接受,也与该会的人脉渊源关系匪浅。

新形势下制定《商法通则》的优势

在新形势下制定《商法通则》,既可以解决现行《民法总则》以及《民法典》中对商法概念的"加入不足"与"过度加入"的问题,又可以进一步突显商事主体身份地位,规范商业行为的同时扩大中国"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商业的发展。

民法典时代视角下我国商法法典化问题探讨

自2021年《民法典》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已步入民法典时代。既往我国民商立法体制在执行阶段,使民事立法工作在推进阶段创造了很多可喜成绩,与之相较,建设统一商事规则与集中表现商法精神的有关立法工作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本文尝试论证分析商法法典化相关问题,认为编制《商法通则》是处理相关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我国《商法通则》建构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根据

单行的商法规范一直是我国商事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具有商事基本法地位的通则规范还尚未制定。制定《商法通则》不仅是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也是商事法律规范自身体系化,理性化的需要。法律的形式理性和商事法律的内在逻辑是《商法通则》建构的理论基础,现代商行为的产生和商事法律的空白为《商法通则》的建构提供了现实根据。

论《商法调查案理由书》中的法律思想

由我国商人自行组织编写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将我国传统商事习惯和外国成熟的商事规则同时纳入考虑范畴,于立法理由的论述中体现出我国商事法律思想的形成。《商法调查案理由书》中的条文和理由体现了当时商事立法思想的特点,对我国商事立法方法有借鉴意义。

经济领域法的新架构与商法的复兴——评徐学鹿著《商法总论》

书架上有一本书，它的装帧绝对谈不上漂亮，以至买了好久都没有想到去翻它一下。一日打开读之，不免立即被它的内容所吸引。断续读完，渐渐悟出其深意所在。这是一本关于商法基础理论的不可多得的严肃的书，若其构思经完善后得以实现，则对我国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ASBJ与IASB趋同进展及思考

日本公司的财务报告历来按照本国的《商法》进行编制并接受《证券交易法》监管。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和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使日本经济增长停滞，全国金融体系陷入一片阴霾。此时，会计职业界和证券金融界首当其冲的成为人们批评指责的对象，日本企业采用的会计惯例也成为经济萧条的“替罪羊”。批评不仅仅是国内，国外的投资者也急切希望日本的金融体系有所改进。迫于压力，1992年日本颁布了《金融制度改革法》相关条款。该法案的实施实际上削弱了大藏省对全国金融界的行政监管权，放松了外国证券公司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进一步推动了日本证券市场的自由化（邱永红．1998）。

流通立法的方法论思考

本文认为,加快推动我国流通现代化,尽快起草《商法通则》和制定分门别类的市场管理法规,建立健全现代市场流通的法律体系势在必行,但是深入探讨建立市场流通法律体系的方法论问题,以便形成流通立法的正确指导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文章探讨了流通立法中应该注意的几个方法论原则,如内在规则与外在规则、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市场自发性和立法空间、独立立法与借鉴国外、长期有效性和阶段过渡性以及从体系完整性出发和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等,这对建立我国流通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