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底本考--以文渊阁本、文津阁本、荟要本为例

通过对《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与该书现存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分别从《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之底本来源、各提要著录《诚意伯文集》采用底本、现存《诚意伯文集》诸版本与《四库全书》本文字校勘、《四库全书考证》对《诚意伯文集》校勘之记载等四个方面讨论,发现《四库全书》本之底本为正德本而非成化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艺文类聚》初探

《四库全书》本《艺文类聚》问世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进入研究者视野。现以文渊阁《四库》本《艺文类聚》为底本,以南宋绍兴刻本为主要校本,同时参校现存诸明刻本,发现《四库》本内容完整、校勘精审,实属现存诸本中之上佳者。从《四库》本《艺文类聚》与南宋本及诸明本的比勘结果,可以看出其版本特征与文献价值,其所据底本也值得深入探讨。

《空同集》明刊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差异

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空同集》66卷,是明代著名作家李梦阳的别集,其所依据的底本是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邓云霄、潘之恒校刻本,此本甚佳,但因"违碍"原因,馆臣对其中文字如"胡""虏""夷""狄"等字句有所改篡。通过校勘考查,发现《四库全书》本中有改字、改句、删字句、增诗句4种情况,且改动之处较多。不过,该本中也有保留而不改的情形。不仅如此,四库馆臣还利用明刊善本对底本进行了认真校勘。因此在利用《四库全书》时不仅要谨慎对待其中所改文字,还要正确、客观地看待《四库全书》本身所具有的文献价值。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柴氏四隐集》误收《白云庄》组诗辨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库本”）《柴氏四隐集》收有题为《白云庄》的组诗四首，系于柴望名下，这四首诗又见库本赵扦《清献集》。《全宋诗》的编者在整理编辑柴望诗时，“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柴氏四隐集》为底本”（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6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15页）。

《四库全书》本《宫教集》提要异变及意义

国家图书馆藏四库馆稿本《宫教集》所附提要,遗留了四库馆臣初撰提要面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附提要较之有多处改写,展示了《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留存的各种"中间本"、诸阁《四库全书》定本间提要和正文的动态异变。

《四库全书》本“于湖词”版本校勘问题摭谈

张孝祥的词在南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词有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两个整理本。然而张孝祥词的版本问题,却罕有讨论,其中《四库全书》本"于湖词"未见任何成果。本文通过宋元明清以来"于湖词"的十四个版本与四库本的比勘,从版本关系、文字讹误、文本优长三方面对库本"于湖词"进行考察。这对认识"于湖词"版本、评价《四库全书》的功过都有启发意义。

《四库全书》本《说郛》杂考

说郛》为明代文言丛书,《四库全书》虽有著录但版本尚存争议。经考证,《四库全书》所收《说郛》并非明刻宛委山堂本,也非顺治通行本原版,而是据顺治通行本分散后的版片补充删削而成。除顺治通行本因政治原因删削的三十余册外,《四库》本又在分散的版片基础上增补进四十余册,导致有同名异书、重收书目等情况,另有少部分几册未补入,盖因版片损坏不得知书名所致。此外需为《四库》本正名,明刻本之后,已有七十余种未见于顺治通行本,因此在清以后令《说郛》渐失原貌的实则为顺治三年(四年)的刊本,而非《四库》本。

《四库全书》本《日知录》

《日知录》一书,依次有符山堂初刻八卷本、清初旧抄本、潘耒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黄汝成西溪草庐集释本,总共六种形态。《四库全书》本《日知录》是《日知录》的一个重要的版本,是《日知录》六种版本形态之一,也是《日知录》较早的版本之一,对遂初堂刻本有所删削,亦有校正。

文瀾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考證》考論——兼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考證》之比較

《四庫全書考證》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學界主要關注其清内府抄本、四庫本、武英殿本等版本,而四庫本僅以文淵閣本作爲研究對象,而忽略了諸閣本《考證》之間的差异。本文重點對文瀾閣本《考證》進行探討。文瀾閣本《考證》一百卷中有十五卷爲館臣原抄,尤其珍貴。本文通過將文瀾閣本《考證》原抄部分與清抄本、文淵閣本《考證》進行比較,認爲文瀾閣本《考證》的繕録底本爲清抄本《考證》而非文淵閣本《考證》,文瀾閣本《考證》最大程度上保存了清抄本《考證》的面貌,而文淵閣本《考證》則對清抄本《考證》作了諸多的調整和變動。文瀾閣本《考證》原抄殘卷有重要的價值:厘清諸版本之關係;考察《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若干細節,客觀評價館臣的校勘工作;補正他本《考證》之闕誤;爲《四庫全書》閣本的研究提供一個典型例證。

《四库全书总目》的墨学批评

“墨入杂家”“墨为杂学”“以佛为墨”“墨为异端”,形成了《四库全书总目》对墨家、墨学在目录体系和思想体系的一次官学定位。“墨入杂家”,确立墨家的目录归属,此类例之法是《总目》“以儒为尊”观念下的目录归属和思想判定。“墨归杂学”,判别墨家的性质,墨学属于“小杂学”范畴之“变儒本原者”,此定性自《总目》始。“以佛为墨”,揭示墨与佛相同的异端性质,既是佛、墨一体的认识结果,亦是《总目》实现异端批判的重要策略。“墨为异端”,体现墨学批评的实质即异端批评,其所谓“墨”者是一个多义项,并非只是墨家、墨学之义,而是泛指各种异端。《总目》的墨学批评虽属于儒家本位主义,亦不免官学色彩,但仍然是对墨学接受和评价的一种独特声音,也是墨学学术史的重要一环,值得当今研究者正视。

白朴及其词批评辨疑——以《四库全书总目·天籁集》提要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从四个层面形成了对白朴及其词批评的一次官学定位,但其金代遗民身份的确立,既缺乏文学作品依据,也不符合词人“情志”的事实;在《天籁集》版本流传上,刻意营造“世久失传”“沉晦百年”的传播状况;词作风格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界定,为后人的理解制造了困惑;在词史定位上,过分夸大白朴的词学成就,将其塑造为承接宋元词坛的最重要的过渡性词人。《总目》对白朴其人及词的重视在于“钦定”之用,即借着文学批评之机评判文人、划定朝代归属,既而完成对文学史的建构,且尽可能扩大金代文学的内容和分量。其原发性问题在于,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以达到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和牢固性找到充足的依据和理由,由此实现政治对文学的深度介入。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对古典图书目录分类的因革损益论

文章在梳理古典图书目录史部类目源流演变的基础上,分因、革、损、益概括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设置对古典图书目录分类的继承与调整。《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部的二级类目进行了广泛的继承,奠定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的主体框架,这不仅展现了《四库全书总目》征实的学风,也反映了其编撰者的目录学修养。《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也有革新,主要是创设纪事本末类,将仪注类、刑法类合并进故事类并改名为政书类,将诏令和奏议同时著录在史部并创造性地将其合并为一类,增设和更改了很多三级类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部分类目的设立和取消,包含着浓厚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色彩,体现出较强的官学约束。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订误

《四库全书总目》以实证研究著称,朴学学风在书中多有体现,具有重要的文献与历史文化价值,然其兵家类提要却未能尽显考证精审之治学精神。兵家类提要多涉版本信息,但馆臣在书目的选择、校勘与考据中却频有疏漏,主要有征引文献失实、版本以次充好、考证未尽精审等问题。今通过订误,以纠正其中的一些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文献学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目录学价值考论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作为词学目录学经典,成书于考据学兴盛的清中期,是乾嘉考据学在词学里的直接呈现,也是官方词学成果的代表。《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蕴含丰富的词学思想,同时在版本辨析、词人考证、词作校勘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广泛批评继承前代词学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勘正词籍,尤擅“律校法”,以律校订词句、调名讹误,辨析方音叶韵等问题,初步建立起词籍校勘规范。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两种《异物汇苑》关系考实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五卷和十八卷两种《异物汇苑》,前者题为王世贞撰,后者题为闵文振撰。四库馆臣虽然对五卷本的作者提出了质疑,但因证据不充分,且未能考证出其真实作者,因此引发后世学者的再质疑。今通过考证指出,闵文振所撰《异物汇苑》最初是十八卷,刊刻于嘉靖十五年,此后在万历三十年之前又有一个修订后的重刻五卷本面世。今所见题为王世贞撰的五卷本,正是书商为牟利而据闵文振的五卷本刊刻后托名王世贞以传的,因此其实际作者仍是闵文振。

黄瑜《双槐岁钞》之内容及价值考——兼补《四库全书总目》一则

黄瑜《双槐岁钞》主要有几方面内容:第一,以当事人的身份记载明代前中期诸多名人言行;第二,记载明代前中期典章故事,尤其详于成化时事、科举故事及边境故事。《双槐岁钞》内容丰富,既有助于认识明代名人,也有利于认识明代前中期政治。《双槐岁钞》有些记载为后人征引,有些记载较之其他著述更为详尽、更有条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双槐岁钞》“然亦多他书所载,无甚异闻”之评价欠妥当,应肯定《双槐岁钞》之价值。

皮里春秋:《四库全书总目》李杜优劣论发微

《四库全书总目》对李白、杜甫的评价是其诗学观的体现,但由于目录书志的体例限制,这些评价散见于经、史、子、集四部提要之中。《四库全书总目》表面彰显李杜并尊的诗学观,又隐晦地对李白诗歌成就进行弱化,并表现出鲜明的“崇杜”倾向。这种叙述策略一方面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公允折衷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清代官方的“文治”教化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小序考论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解题目录,是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其史部目录类小序严格遵循传统目录学的编撰思路,一是对小序“目录”之名进行了溯源与考证,二是对“解题”目录的源流进行了梳理与辩误,三是对重要官私目录的承袭、新变进行了比较与评判,四是对金石类的归属与入目录的合理性进行了阐释与证明。小序对目录学几个重要问题的把握和梳理虽有瑕疵,但体现出其考辨源流、辨别真伪之用,也展现出馆臣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代骈文类书、总集分类的反思

《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录的明代骈文类书和骈文总集分属于子部类书类和集部总集类。但这两个部类对于这两种书籍的分类标准界限模糊,从而使得所收书籍的归类摇摆于子部类书类和集部总集类之间,并出现书目重叠的情况。其原因既是《总目》的编纂理念和标准受到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又是由类书和骈文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